老门牌、工分卡、鸡公碗、收租账本、私塾屏风……
7000多块门牌、泛黄的工分卡、斑驳的鸡公碗、停摆的缝纫机、写满字迹的收租账本……在广州市海珠区怡乐社区的一间民房中，留法艺术家陈洲与张晓静夫妇用十五年时间打造了一座“城中村博物馆”。馆里的每一件老物件都藏着一段关于生存、奋斗与变迁的故事，串联起广州城中村从“都市里的村庄”到现代化社区的蜕变历程。
《广州市城中村改造专项规划（2021—2035年）》提出，至2035年，广州拟推进272条城中村（行政村）改造。截至2025年10月，广州市城中村改造已推进三元里、冼村、大塱旧村等多个项目。当广州城中村的旧貌在城市更新的浪潮中逐渐远去，这不仅是物理空间的更迭，更是一场关乎城市灵魂与集体认同的深刻变迁。我们把镜头对准这些保存良好的老物件，让物件自己开口，串起一条“城中村—城市—时代”的纵贯线。
■统筹：新快报记者 梁燕芬
■采写：新快报记者 谢源源 金瑜 梁燕芬
■图片：新快报记者 金瑜（部分受访者提供）
记者走访
老物件串联老广州城中村烟火轮廓
老门牌
被定格的街巷记忆
“你们捡这些破木头牌子没用，不如捡点钢铁卖钱！”十多年前，陈洲和张晓静在拆迁村捡门牌时，收废品的工人总忍不住劝他们。但在这对夫妇眼里，这些印着“慈善里”“乾隆里”“詹龙大街”的门牌，是比钢铁更珍贵的“城市密码”。
2010年广州亚运会前夕，琶洲、猎德等9条城中村启动清拆，陈洲第一次在猎德村看到推土机碾过老房子的场景。“那些门牌号被埋在瓦砾里，像被遗忘的名字。”他蹲在废墟里扒拉了一下午，捡起不少旧门牌。之后，也有林和村的村民主动拆下自家门牌洗净相赠，康乐村的工厂老板专门寄来拆迁前的门牌。
这些门牌里藏着广州的历史肌理。陈洲翻遍史料发现，“詹龙大街”的“詹”字源自元末明初的詹姓家族；“潜龙里”则与清代村民祈愿潜龙出渊的典故有关；而“慈善里”充满温度。最近，他在天河柯木塱村“捡拾”调研时，发现名为“金铺北街”“金铺南街”的路名，村中人大多不明其由来。经当地领导考证，该地名源于抗战时期，此处曾是囤放物资的战略要地，因而得名。陈洲担忧，若不及早记录，这类承载历史记忆的地名将在动迁中彻底湮灭。
陈洲夫妇共收集了7000多块门牌，许多地名沿自古汉语或方言，有的自元明沿用至今。2018年，他和张晓静将广州一些旧门牌和从全国各地收集的超3000块旧门牌，拼成12米长的“故乡墙”，安装在深圳地铁香梅站。而在广州海珠区怡乐社区的“城中村博物馆”外墙，也密密麻麻挂着2000多块旧门牌。在陈洲看来，这些门牌是夫妇俩最重要的收藏之一，这一块块斑驳的铝牌，成为解码城市记忆的密钥。
工分卡和记工表
城市建设者的无名丰碑
在小洲村的垃圾桶里，陈洲偶然发现一套完整的劳动工分卡，记录着一户人家从20世纪60年代至1978年的每日出工情况。他震惊不已：“我小时候在安徽老家见过这个，每户靠它领取口粮，是家庭的命脉。没想到能在广州找到完整一套，还被丢弃了。”
更触动他的，是工分卡里夹着一幅画——一个名叫“婉茹”的女孩用铅笔画下扎辫子、戴红领巾的小女孩，旁边写着“我要上工分”。陈洲根据这幅画特意创作了一个动画，让画中的女孩在工分卡间奔跑。“在那个年代，工分决定生存，而这幅画让我们看到普通人如何在重压下守护纯真。”
在冼村拆迁时，他又捡到一份建设珠江新城西塔的工人记工表。“今天繁华的珠江新城，正是这些住在城中村里的工人建起来的。”陈洲将这张残破的表格视为城市发展的见证，它记录的不是宏大的历史事件，而是普通劳动者为城市发展所付出的汗水。
陈洲感叹，20世纪80年代后，大量农民涌入广州，住进康乐、鹭江、三元里的城中村。他们中，有人成了制衣厂的工人，有人在工地搬砖，有人开起小饭馆。工分卡上的“分”是农村的口粮，记工表上的“小时”是城市的希望，“从挣工分到挣工资，他们把最苦的日子留在了城中村，也把广州建设成了现在的样子。”
漆器盒与婚嫁箱
烟火里的岁月静好
最精致的是一个荷花纹漆器盒，盖子上的荷花花瓣层层叠叠，边缘描着金粉。“2007年在小谷围村捡的，当时一个老头儿正拿它当柴火烧。”陈洲赶紧抢下来，后来才知道，这是民国时期的婚嫁用品，是早年赴海外谋生的广东人带回的“金山箱”，用来装米饼、喜糖的。“这些传统工艺品如今已经很少见了，它们记录了广府地区的民俗生活和审美趣味。”
在杨箕村，一位老人指着一只杉木榫卯结构的箱子告诉陈洲，这是老人结婚时所用。这只榫卯结构的木箱是他和妻子结婚时的重要家当，箱子工艺精细，铁环扣严丝合缝，见证了这位老人从新婚喜庆到生儿育女的全过程。
另一面巴掌大的铜镜，来自林和村一位毕业于青岛大学外语系的女士。她在林和村城中村经营服装档口二十余年，两个孩子在此出生。听闻陈洲想办城中村博物馆，她取出母亲当年南下结婚时带的铜镜：“妈妈没什么可给，只给了这面镜子，让我在绿皮火车上梳妆。”她将镜子和几个小挂件一并相赠，成为博物馆最温柔的藏品。
“城中村的搬迁影响着无数人的生活轨迹与人生走向。他们在这些街巷里度过了人生中至关重要的阶段，所有的经历、情感和青春岁月都留在了这里。”陈洲感慨道。
鸡公碗和私塾屏风
家族延绵中的文化传承
博物馆的展架上，一排粗瓷大碗格外显眼——碗身画着红冠公鸡，碗底刻着“1”“2”“3”的字样。“这是琶洲村祠堂的碗，2012年拆迁时捡的，一摞一摞堆在池塘边，我只能抱回几个。”陈洲告诉新快报记者，后来村里的老人告诉他，这是过去大家族分房后，共同祭祀时防止碗混用的标记。
“每只碗背后都是一个家族的脉络。”陈洲说，城中村不仅是外来者的落脚地，更是原住民世代生活的根基。可惜这类实物大多被砸碎掩埋，完整保存者百中无一。
在中山七路金花街兴起里28号，陈洲收获了一套民国时期的私塾屏风。捐赠者曾先生的家族三代人在这里办公益书院，教街坊孩子读书，他的叔父是远征军士兵，战后回来继续教书。“这屏风上的字，是我爷爷写的‘耕读传家’。”曾先生说，书院拆了，但屏风不能丢，“它是村里人的根”。
而在柯木塱客家村，陈洲见到村民自发修复杨氏宗祠，将拆迁中收集的旧石料重新垒砌护岸。“背靠火炉山，面朝风水塘，这种布局体现客家智慧。”他欣慰于部分村落的文化自觉。
特殊的百宝箱
纺织产业链里的黄金时代
在全国一线城市中，中心城区城中村最多的是广州，且以产业型城中村占其多数。有数据表明：广州一半以上城中村为产业型城中村，占比约56%，中心城区数量占比约65%。在康乐村这个广州著名的制衣产业聚集区，陈洲收集了一个特殊的“百宝箱”——里面装满了数百种不同的纽扣、胸针和布料样品。
一位在村里经营二十多年的湖北籍朱姓老板告诉陈洲，这里曾是广州制衣业的心脏地带，产业链完整到“凌晨三点缺一颗特殊纽扣，下楼五分钟就能找到”。朱老板15岁来康乐村做学徒，从租用2平方米的缝纫机位起步，逐步发展到拥有两家制衣工厂。“那时候在康乐村，只要有一台缝纫机，就能安身立命。”他说。这种低门槛的创业环境，使康乐村成为无数外来务工者实现城市梦的起点。
陈洲还收集了一块具有代表性的布料样品。这块布料在二十多年前曾经风靡一时，之后沉寂了五六年，近年又因“国风”流行而重新回潮。“时尚是一个循环，这块布料见证了人们审美趣味的变迁，也说明了传统元素在当代的生命力。”
专家看法
老物件何所依：留存困局与破题之道
尽管城中村改造是当前城市发展的焦点，但新快报记者在多条正在或即将改造的村落走访中发现，系统性、成规模的老物件收集工作却几乎为零。与此同时，民间的有识之士却在孤军奋战。在广州高速城市化的浪潮中，如何才能唤醒更多社会力量参与这场旧物保护，为城市留住“灵魂的印记”？
陈洲：文化自觉与保护困境
在多年逛村的过程中，陈洲的行囊里装满了意外与感动，每一件老物件背后，都是一段鲜活的城中村记忆。谈到自己曾在村里“捡”的老物件，陈洲总是能如数家珍。更让他难忘的是与人的相遇，在即将大变迁的街巷里，藏着更多关于“坚守与告别”的细节。“美术馆里的画离老百姓太远了。而我做这件事，是因为这些老物件离老百姓更近，而真正生活在这里的这么大规模的人却很少被记录、被看见。”
陈洲告诉记者，随着城中村改造的推进，越来越多的村庄开始意识到文化保护的重要性。近年有村委会主动邀请他去做文化考察，这在十多年前是难以想象的。“柯木塱村最近在推进改造时，就会询问是否需要保留这些有历史价值的物件。”
然而，文化保护仍面临诸多困境。一方面，许多有价值的老物件在拆迁过程中遭到破坏或遗弃；另一方面，保护工作缺乏系统性和专业指导。陈洲曾亲眼目睹一个有百年历史的私塾被连夜拆除，这让他深感痛心。
如今，陈洲和妻子张晓静的“城中村博物馆”已运营一年有余，成为连接不同世代、不同群体的“时光驿站”。中年人在此寻找粮票、老式钟表等属于自己年代的记忆，年轻人则对父辈的生活充满好奇。
陈洲时常思考城中村对广州的意义以及城市发展与记忆保护的平衡。“城市要更新，但不能以抹去记忆为代价。每一个平凡个体都有对记忆的珍视和情感的需求。”他最大的愿望是让这些收藏能够得到系统性的保护和展示。他相信，这些平凡物件所承载的故事，与宏大的城市发展史同样重要，因为它们记录的是这座城市最真实的体温。
曾德雄：系统性保存老物件，构建城市韧性未来
就城中村老物件保存的意义、困境及破局路径，新快报记者专访了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岭南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曾德雄。在曾德雄看来，城中村的物理形态终将改变，但文化记忆不应随之湮灭。当改造不只是物理空间的更新，更成为文化传承的契机，这座城市才能在现代化进程中，守护好最珍贵的灵魂根脉。
曾德雄强调，老物件保存远非怀旧情结，而是关乎文化延续与社会凝聚的核心议题。他认为，每一件老物件都是广州城市变迁的微观见证，更重要的是，它承载着构建认同的社会功能——“这些旧物可以塑造大家的共同体意识，它们是延续村的历史文化脉络最明显的意义。”
曾德雄指出，在当今，老物件成为了连接散居各处的村民的情感纽带，是年轻一代建构自我认同、安放乡愁的心灵锚点。“这是推动社会从传统熟人社会向‘新型熟人社会’转型的抓手”。
尽管老物件价值显著，但当前保护工作举步维艰。曾德雄认为，主要问题在于老物件保存未被纳入城中村改造的主流程。目前，这项工作多依赖于民间自发，缺乏顶层设计、专项规划、资金保障和专业人员，未能将民间的宝贵积极性“因势利导”地转化为有效的社会行动。
基于老物件收集的现实困境，曾德雄提出了一套系统性建议：将老物件保存“项目化”，纳入广州城中村改造主流程；引入“外脑”与社会力量，实现智力与资源协同；借鉴黄埔“幸福里”等成功案例，推动其从“物理堆砌”升维至“人文交融”。同时，曾德雄认为，对于自发保护老物件的民间力量，政府应主动从“监管者”转变为“支持者”与“赋能者”。
曾德雄援引其参与撰写的《全球化与地方性博弈中的城市韧性建设》研究指出，老物件保存是城市“文化韧性”的重要一环，守护记忆，即是奠基未来，“一个记得住乡愁、留得下根脉的城市，才真正拥有通向未来的、坚韧的灵魂。”曾德雄不止于建言，采访中，他主动提出将结合新快报调研成果，在明年两会提交正式建议案，并持续追踪办理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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