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论坛现场。
■本报记者 陈彬
今年3月，清华大学钱学森力学班（以下简称钱班）首席教授、深圳零一学院创始院长郑泉水出版了一本新书。书中记录了这些年来他从事教育探索的经历和心得，书名则用了“破界创生”一词。
这其中的“破界”，给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以下简称南航）校长助理潘时龙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不久前，当他和郑泉水坐在南航艺术中心小剧场的舞台上，探讨高校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话题时，潘时龙第一个想到的词便是“破界”。
彼时，和他们坐在一起的还有河海大学副校长沈扬，以及清华大学行健书院副院长、深圳零一学院联合创始人徐芦平。他们正在参加由深圳零一学院主办、南航承办的2025年拔尖创新人才联合培养系列研讨会（第二站）。
在圆桌论坛环节，身为主持人的徐芦平抛出了第一个问题：“在高校进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实践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领导从不告诉我该怎样做”
正是这个问题，让潘时龙想到了郑泉水的那本书。
“在高等教育领域，拔尖创新人才更容易出现在学科交叉领域。因此，我们需要打破很多界限，包括学科和专业的界限、校内和校外的界限，以及学院之间的界限等，甚至还包括纵向的学段界限。”潘时龙说，这些界限都要打破。但不管打破哪个界限，都涉及原有教育范式的改变，“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为解决这一问题，这些年南航做了很多工作。“两个学科放在一起，不管是‘物理融合’还是‘化学反应’都很难。”潘时龙说，为此，他们鼓励校内的国家级重点实验室、省部级平台设立青年项目，“这些项目大部分都涉及交叉学科，项目成立了，学科自然就交叉了”。
同时，他们还鼓励教师争取到“大项目”后，将项目中相应的学科交叉部分拿出来，设立“虚拟项目”，并分给学生。“这些项目既能实现交叉，又能激发学生兴趣，而且通过学生探索，还可以反向促进学科的进一步融合。”潘时龙说。
对于南航的做法，沈扬深表赞同。
“在这方面，有一个普遍现象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即研究生培养和本科生培养相互隔离、科学研究与课程教学相互脱钩的问题。”沈扬说，“通俗而言，就是我们应该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问题变成我们在教学当中的问题，但在现阶段却很难做到，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对此，徐芦平也表示，“破界”有很多维度和层面，其中最重要的是思想层面破界。“对于国内很多高校而言，‘破界’的硬件条件早已具备，但如何创造制度性保障，让高校师生能在主观意愿上更主动地开展跨界交叉和破界，就是下个阶段的一项重要挑战。”
在这方面，河海大学采取的重要措施是在全校范围推行本科生导师制，同时加强对导师培养成果的考查，并相应减少可能对教师产生阻碍的管理指标。“总之，我们要努力促使老师将科研问题转化为教学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破界’。”沈扬说。
郑泉水也强调要减少管理制度对教师的约束，并表示钱班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成功，是因为遵循了一个很简单的逻辑——相信你的教授，然后给他们充分的时间。
“钱班之所以能走到今天，很重要的原因在于领导从不告诉我该怎样做。”他说。
教师评价机制待改革
对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来说，制度的宽松在给教师提供空间的同时，也对其创新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正如潘时龙所说，“在创新教育中，此前人们往往更关注‘学生’这一主体，但由什么样的老师培养学生，这是更重要，同时也更难解的问题”。
郑泉水表示，在“拔尖创新人才”的概念里，“拔尖”与“创新”并不相同。长期以来，我们更强调人才的“拔尖”性，甚至衍生出各种优秀人才的“帽子”。但面对当前的人才培育趋势，教师培养观念的“创新”必须更加凸显。“教师要能挑选出怀揣梦想、勇于创新的学生，并在政策支持下，积极投入其中，鼓励并包容学生的冒险与试错，以此鼓励学生的创造性成长。”
这意味着教师的传统角色要有一定改变。在潘时龙看来，这种改变至少应包含3个层面。
一是从原来的知识传授型变成创新启发型；二是由原来的单学科教育转变为多学科交叉，这既是对老师的一种“高要求”，同时也能促使教师走向交叉学科的前沿；三是指导范式的变化。潘时龙表示，此前“一对多”的学生培养模式并不适合高度个性化的拔尖创新人才成长，他们更需要教师提供个性化培养方案。对老师而言，这显然也是一种挑战。
要实现上述转变，学校层面对于教师的评价机制改革十分关键。
“评价机制要明确教师应遵守的底线。在此之后，则需要一定的物质奖励，以激发教师的改革主动性，但这还不够。”潘时龙说，高校教师还需要精神层面的鼓励。
在南航的拔尖创新人才实验班——长空学院，院方正在探索一套独特的师生“荣誉体系”。
“这一体系包括‘荣誉学生’‘荣誉课程’‘荣誉项目’以及‘荣誉学位’等，并最终依托国家级平台以及相关机构构建荣誉联盟，赋能拔尖创新人才全周期培养。”潘时龙说，比如，教师的课程如果被认定为荣誉课程，在评价工作量时，便可以获得更高的加权。
需要指出的是，当前对教师工作成绩的认定也存在一定争议。
“比如，很多高校将学生的成长与教师的奖励挂钩，这当然是没错的，但问题在于怎样衡量学生的成长。”沈扬说，目前大多数高校仍将学生的竞赛奖励作为评定其成长，乃至决定教师奖励的关键指标，但人才的成长是有滞后性的。
“简单举例，如果有学生在工作后取得了重大科研成果，那么这一成果背后，教师在其求学时所产生的教育价值该不该衡量、能不能衡量，甚至如何衡量，这都是问题。”沈扬说。
沈扬设想，是否可以通过科学手段为获得某种创新素养的学生描绘一幅“画像”，并将其以某种形式并入评价体系中，从而使校方对学生创新能力的评价更加立体，而非仅仅依靠某个奖项或某篇论文。如此，对教师的长期激励性也会更大。
不过他也承认，鉴于人才培养的复杂性，这种方式仍不能达到完全客观。
郑泉水在这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探索，比如将对学生的评价分为“短期”“中期”和“长期”。先通过设立短期目标以及相应的评价标准，将学生的科研兴趣激发出来；中期评价则在拉长时间线的基础上，提升评估的门槛；至于长期评价，要重点考虑评价标准的长期稳定性和延续性。
“至于标准具体如何制定，这仍是一个待解的难题，我希望和大家一起探索一个模型。”郑泉水说。
更努力拥抱人工智能
有些问题可以“待解”，而有些问题则“亟须解决”，比如人工智能对于高校人才培养的影响。
作为传统行业特色高校的管理者，沈扬对于人工智能给高等教育生态带来的颠覆式改变有清醒的认识。与此同时，对于传统高校在应对挑战时的困难处境，他也有切身体会。
“我们的最大困境是在没有足够多‘新老师’的情况下，仍必须积极拥抱人工智能。”沈扬强调，这不是“别人动一下，我也动一下”式的跟跑，而是要比别人更努力拥抱人工智能。否则，未来更加堪忧。
要解决师资问题，河海大学采取的一个重要举措是通过有针对性的教师培训，让专业老师慢慢理解人工智能，而不是指望计算机或人工智能学院的教师为他们赋能。
“这是一个相互融合的过程，其间一定会出现困境和难题，但这些都不能成为我们不积极拥抱人工智能的理由。”沈扬说。
对此，徐芦平则表示，在人工智能环境下，如何评价学生学习的成效，乃至于评价老师的教学成效，也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具体而言，传统的教学模式十分强调学生解题能力的提升，这几乎成为对学生、老师评价的基础。“但在人工智能环境下，如果我们把培养目标和判定标准仍定义为学生能做出最难的考试题目，显然无法应对人工智能时代对人才培养的诉求。”徐芦平说，因此，对学生能力的评价标准、评价维度要“升维”，对老师的评价也要随之调整。“这也是一道新时代留给我们的新命题。”
在具体做法上，潘时龙给出了一个“南航版”的解决思路。
“我们把人工智能背景下的创新人才培养概括为‘四横四纵’。”他说，其中的“四纵”是人才培养的4个要素，包括专业、课程、课堂和实践；“四横”则是人才培养里的4个主体，涉及教师、学生、管理者和内外部环境。“四横四纵”相互交叉，便形成了16个“格子”。“我们要做的便是围绕这16个‘格子’提出不同举措和应对方法。”
举个例子，在“课堂”与“教师”交叉的“格子”里，要突出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数字化应用；在“课程”与“管理者”交叉的“格子”里，要强调管理者如何制定政策，确保课程本身与人工智能的贴合。
“不管我们承认与否，人工智能与高校教育，特别是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相互融合的大方向不会改变。在教育范式的迭代中，各种问题的出现也十分正常。”潘时龙说，“面对问题，我们需要不断思考和‘破界’，这个过程必定曲折，但如果我们想要‘保质保量’地培养出创新型人才，就一定要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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