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5年入藏写生创作的那批画家中，广州美术学院教授刘济荣在艺术创作上，亦是被影响最深远的一位。他后来直接以藏区所见牦牛作为自己的主要创作题材，创作了一批批具有代表性的牦牛作品。 广州美术家协会主席刘思东在接受采访时，回忆了其父亲当年入藏的一些思想变化，他说，藏区的日常与朴实成为日后他（刘济荣）对西藏题材创作的主要元素。
画了五六百张速写
照了九十九卷胶卷
收藏周刊：当年刘济荣先生作为画家代表之一，入藏写生创作，他有没有跟您提过这件事，具体情况您大概了解吗？
刘思东：当时是为人民大会堂西藏厅画以西藏为主题的创作，因为当时西藏美术人才薄弱，要在其他省份调人去。广州美术学院派了我父亲刘济荣跟梁世雄两位老师，浙江美院（现为中国美术学院）也派了两位老师。父亲负责画农业方面的题材，其他老师负责画工业、交通、国防方面的题材，一共四个人去了，在那生活了四个月。去了很多地方，跑过农村，跑过农场，跑过部队，跑过边疆，跑过藏北草原，几乎走遍了任何能去的地方。起码画了五六百张速写，照了九十九卷胶卷。
收藏周刊：那是他第一次到高原地区，当时有没有哪些不适？
刘思东：那确实是个相当大的挑战，没有像现在人家去旅游那样做那么多准备。结果，父亲刚到藏区就产生了很剧烈的高原反应，立刻进医院了，出院后身体也是一直还有或多或少的反应。听说梁世雄老师身体很好，基本能适应。父亲曾经回忆说过，当时大家都没想着身体的事情，只想着多画些画，积累生活，积累题材，为将来的创作服务。
一直琢磨着
怎么将那批速写材料变成国画
收藏周刊：刘济荣先生负责画农业方面的题材，具体都画哪些？
刘思东：父亲去过很多藏民的家，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他们那种独特而强烈的民族风貌和生活方式给父亲留下了很强烈的印象。他们身上的特点十分适合用绘画来表现。即使是后来从藏区回来，完成人民大会堂的创作任务后，这个民族的形象一直还深深地印在父亲的心里。因此，父亲一直琢磨着怎么将那批速写材料变成国画。
收藏周刊：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又去了一次藏区？
刘思东：是的，他怀着对藏民难以忘怀的情感，后来和肇庆学院的一位老师，再次去藏区，开始有意识向创作画方面追求。一是除直接速写外，尝试在速写基础上或靠记忆画成国画作品；二是研究牦牛，研究牦牛与人、与自然的关系，补充藏族生活。
收藏周刊：也是因为这样，牦牛逐渐成为了他的主要创作题材？
刘思东：记得父亲说过，当时在整个藏区，尤其是阿坝州，牦牛的使用是非常广泛的。除了耕牧，在集市，在藏民家中都可以看到它们的身影，甚至还可以看到“奔跑”在大街上的牦牛。如此伟岸的形象在他的记忆中烙下深深的印迹，也因此找到了兴趣点，藏区的日常与朴实成为日后他对西藏题材创作的主要元素。
点评
刘济荣毕生的艺术创作，也深受1965年西藏之行的影响。他众多作品的创作源头，可以追溯至其入藏所画的速写与草图，如《绘新图》(1972年)、《金珠玛米住我家》(1972年)、《草原小学生》(1989年)、《央金和她的孩子》(1992年)、《贡嘎》(1993年)、《藏北牧民》(1996年)等，1972年创作的《昆仑道班》可以被称为此类题材甚至是刘济荣毕生艺术的代表作。《昆仑道班》描绘的是暴风雪中四位男女青年养路工在铲雪的场景，尽管自然环境恶劣，但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由解放军、道班工人、藏族同胞组成的护路队无畏风雪保障青藏线的通行，展现的是普通劳动者与国家建设的紧密关联，旨在激发不畏艰险、为集体作贡献的劳动热情。
——广州美术学院副研究员、博士赖志强
梁世雄日记：牧区对我们是新鲜的 什么都想画
十七日上午，我们和四川的两位同志乘车到达当雄牧区的元(宁)中区。把家安顿好，便被这里的形象所吸引，马上动起笔来，牧区对于我们是新鲜的，什么都想画，从形象到服饰，都是很美的，形式也很新鲜。这里的气候虽然寒冷，特别早晚，河水都结冰了，但却没有影响我们内心的激动。
几天来的生活，实在太丰富了，每天除了画画外，就是自己动手做饭，什么吃的，学会了不少东西，这里的生活，实在太难得了。
这次有机会和浙江及四川的同志在一起，互相比较，可以学习到不少东西。比较起来，四川的几位同志无论在政治思想、业务创作上都是有修养的，全面发展，对人也非常诚恳、老实，这些都是值得学习的，不单业务上要向他们学习，思想修养上也要向他们学习，他们真正做到政治带动业务，我想在业务上要做出一点成绩，没有老老实实的态度是不成的。
这几天来画了不少画，恐怕是来西藏后画得最多的，也是毕业以来画得最多的一次，手也比较熟了。业务上要提高，不能离开实践，离开实践谈提高，那只是空话，但如果在实践中，缺乏总结、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那也是很难提高的。我想技术上的提高还比较好办，只要下了苦(功)夫，是能见效的，但根本问题，就是从生活到艺术，还没有很好解决。
在生活中，见到许多东西都很激动，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很容易满足于表面的东西，怎样从感性的东西提高到理性认识，这是个艰苦的飞跃过程。这方面还要认真从头学习，否则也是落空的，一定要攻这一关。（1965年11月17日）
杜英信：创作四十米长卷《西藏万里行》
（1965年）12月，杜巽（杜英信）与耕云冒雪封山之危，险行川藏公路，翻越大马拉(山)、色齐拉(山)、雀儿山、二朗(郎)山等海拔四千米以上十八座大山，沿雅鲁藏布江山谷经易贡、波密、昌都，越怒江、澜仓(沧)江、金沙江，过康定、泸定、雅安至成都，历时半月，行程一千七百余公里，一路风餐露宿，满目奇观，或雪山似剑，或山岩如火，或飞瀑横空，或深谷盘桓。盘山公路似彩云绕腰，蔚为壮观。遇泥石流遗迹，巨石挡道，峡谷怒石森森，流石冲山填谷形成浩渺碧湖，雪峰倒映湖中，如人仙境。过色齐拉(山)，汽车穿越莽莽原始大森林达五日之久。其中波密四周之景集一年四季景色于一图，壮美雄伟，令人叹为观止。徐霞客有“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之叹。霞客如能游历川藏路，则黄山之奇伟峻险又何足道也。
二十年后，杜巽梦魂萦回，创作四十米长卷《西藏万里行》。作品采用鸟瞰式的全景构图，如同宽银幕电影般地将高原奇境惟妙惟肖地再现出来，形成一个结构严谨、层次分明、布局宏伟、笔墨浑厚、意境深远的全景，为杜巽平生难得的宽幅巨幛之一。
■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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