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人们对精神类疾病普遍有着一种偏见，这种偏见也蔓延到了从业者身上，似乎“安定医院”就和“疯子”画上了等号。这让姜涛一度想要离开这里，去别的医院和科室。但各种机缘巧合、阴差阳错后，他在这里沉下心工作了30多年，反而收获了一份极为特别的临床经验，也从中感受到了人间百态。
30多年里，姜涛在一线体会到社会变迁让精神类疾病的污名化问题逐渐好转。但是，很多被我们忽视的问题依然存在。除了受困于多样的精神疾病中的痛苦个体，站在医生的视角，他看到的，是病人背后的家庭，乃至更广阔的问题。本期节目，媒体人小熊和本刊记者亚光邀请到了姜涛医生，他从精神医学的角度，分享了自己的见闻与思考。完整节目欢迎搜索“在川上”进行收听。
《安定此心：我当精神科医生的12000天》
作者：姜涛
版本：中信出版集团·先见
2026年1月
精神类疾病污名化的问题，
今天已有明显好转
小熊：姜老师最近新出了一本书叫《安定此心》，这本书我读完心情很复杂，很多故事冲击感很强。您写这本书的缘起是怎样的？
姜涛：我干了30多年的精神科临床，看的病人比较多，积累了很多病例，特别想自己做个总结，也希望可以给年轻医生提供一点帮助，让他们在遇到类似案例时候可以少走弯路。我们医院还有一个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他手里也积攒了许多案例，都是手写的很珍贵，但没等发表就去世了。基于这几个方面原因，就写了这样一本书，算是对自己这些年工作的总结。
亚光：精神科医生感觉工作中压力还是挺大的，您书里也有个自述，就是一开始对这个工作是有过一些犹豫和动摇的，后来慢慢坚定了下来。
姜涛：20世纪90年代，社会对精神类疾病的认知还不是特别清晰，存在一些歧视的现象，包括影视剧对此也会污名化，甚至会牵扯到精神科的医生。我刚开始到卫生局开会，一介绍说安定医院的医生，其他医生还会哄笑。那时候诊疗方法也比较少，在临床上觉得没有太多创新力，有种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觉，所以一开始想走。但真正进入临床以后，发现精神病人还是挺复杂的，病人也很痛苦，像我书中说的张阿姨，从20岁生第一个孩子出现产后抑郁，到我接诊时已经61岁，40多年住了40多次院，那时候也会想作为医生怎么让诊疗可以再提高，减少病人的痛苦。我们医院现在的院长当时也鼓励我要继续深造好好学习，说这个行业还是很有发展前途的。所以我也想着好好再干一干。
小熊：您刚才提到的曾经大家对精神疾病的污名化的问题，这个部分现在情况如何了？
姜涛：现在已经好非常多了，尤其是80后90后，对情绪的感受认知都变得更敏锐，稍微有点不舒服会采取更主动的行为，不喜欢自己活在焦虑、恐惧中。像我们那一代很多人会接受不了这种情况。
亚光：医学人类学家阿瑟·克莱曼（Arthur Kleinman，中文名凯博文）20世纪在中国做田野调查，发现当时已经被西方医学界基本淘汰的“神经衰弱”这样的表达其实还普遍存在于病例中，因为病人更希望被这样诊断，而不是“抑郁症”。那个年代，人们比较不愿意认为自己的问题是精神问题，宁愿认为是器质性问题。
这其实和今天的年轻人很不同，今天好像一些年轻人还会觉得自己有某种心理问题是一种时髦，虽然这样说可能有点冒犯。如果我们打开社交媒体，上面很多网络热词都和心理学有关，比如NPD、ADHD等等，而人们对这些心理问题乃至疾病的理解可能是鱼龙混杂的。姜老师怎么看这种现象？
姜涛：我们那个年代，生活比较匮乏，生产力相对比较低，物质需求没有被满足，所以追求的更多是物质生活的享受。今天物质生活被满足之后，人们开始追求精神的愉悦和健康。今天的孩子，也不像我们小时候满大街跑，有了电脑和手机，人和人之间的沟通减少，很多不会和人交流了，情感缺失更明显。而对父母这边呢，更多是索取，很少懂得回报和爱父母，他们往往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并不知道自己需要做什么，甚至有些空虚。看诊中也有过这样的孩子，经过多方努力考上了重点学校，然后就学不进去了。
姜涛，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从事精神科临床已有30余年，担任精神科病房主任20余年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
应该得到更多关注
亚光：姜医生这本书给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人的精神和心理其实是挺脆弱的，被呵护得太好，容易出问题，处在重压之下，也容易出问题。比如以前很多人都觉得抑郁症是种“富贵病”，觉得好像是物质压力比较小、思虑比较重的人容易得，但姜医生书中写的那个来自偏远乡村的农民，家族成员就有好几位因抑郁症自杀，仿佛是一个家族的魔咒。他们的物质生活压力其实很大，但是抑郁症依然深深压在他们的身上。
姜涛：像我们这些医生都有下乡的任务，现在在农村等偏远地区，抑郁症患者一点都不少。这个病有的人是因为过度富足安逸产生的压力，也有人是过度艰难而产生的压力，这个家族魔咒里本身还有生物学因素，属于内源性抑郁。过去把抑郁分为内源性和外源性，后者比如失恋、亲人死亡、财产损失等等，内源性则找不出明显的外界原因，生物性因素更强一些。所有的疾病，一般的疾病都是生物、心理、社会学模式多方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不仅是抑郁症，包括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都有这样的特征。
小熊：那您觉得现在社会里面哪个因素会更强？
姜涛：现在应该说是社会因素、心理因素包括家庭因素这些外界的压力在发病权重中越来越强了。社会节奏快，各种关系的复杂性比较高、维度多、信息来源多，就会加重生活的压力加快生活的节奏。在这种竞争的氛围下，人的欲望也会增加，如果你能力达不到的话，就容易产生心理落差，产生各种问题。
亚光：您刚才也提到，不同人群面临的精神问题都是不一样的。我刚才过来的时候发现，安定医院现在很多患者都是老人，不同年龄段患抑郁症的比例和状态应该也是不同的，对吗？
姜涛：抑郁症的整体患病率是在提高的，世界卫生组织给中国的一个官方数字大概是4%，但保守估计应该现在是6%~7%的患病率，很多人是隐藏不冒头的。一般我们管18~65岁的人群叫正常人群，那18岁以下的儿童青少年和65岁以上的老人，属于特殊人群，他们的患病率更高。现在中国儿童青少年的抑郁症状检出率达到了四分之一，老年人大概20%。老年人身体疾病比较多，又面临各方面的应激关系，所以现在老年抑郁、焦虑的发生率挺高的。
英剧《混沌少年时》（第一季）剧照。
亚光：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我觉得需要被大家重视，年轻人往往更愿意袒露自己的病情，剖析自己，但老年人更多会选择回避。我自己家里之前也有老人我们怀疑是有抑郁倾向的，但相对来说就会更信赖民间的巫师，而不愿意去正规的医院。
姜涛：老年人的情况比较复杂，有时候是出于一种寻求关注的心态，产生了一些躯体不适，老年人零件老了，多少都有点问题，但不像老人自己表述得那么严重，而是为了唤起大家对自己的注意。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觉得不好意思，觉得自己如果身体有病应该去内外科，而不是精神科，或者就是去找民间术士，这是一种暗示治疗，但往往效果不好。所以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现在应该得到关注。现在老年抑郁、焦虑、偏执都越来越多。
青少年抑郁的治疗窗口期很短
亚光：现在媒体上曝光更多的是青少年的精神问题，孩子们到了一个重要的“人生关口”，像是高考，往往就会处于一个精神疾病的高发期。作为家长，往往不会在这个阶段把对孩子心理问题的处理放在很高的优先级，家长的心态更多是希望孩子能先“撑过去再说”，因为高考最重要。我想起以前高考前，我隔壁班有个学习很好的同学，可能因为一些心理问题暂时休学了，他家里人带着他出去旅游了一圈，最后应该还是考得比较顺利。我当时很惊讶。其实，对于中国的学生来说，要说“人生关口”，其实真的很多。如果每个关口都是撑过去再说，一些心理问题可能会遗留到中年。
姜涛：其实每个家长在这个阶段，都是希望孩子熬过去、考完再说，但问题是，有的孩子根本熬不过去了，家长一看，再怎么逼也没用了，就赶紧采取紧急措施，一般就是旅游放松。有一些孩子侥幸是恢复了。一般很多孩子第一次发病不治疗，过几个月自己就好了，但是如果发作几次肯定就无法自愈了，必须得吃药。
小熊：所以我印象很深，您在书里提到的很多心理问题，背后都是家庭的问题，需要治疗的是一家人。
亚光：我们一直在被各种节点追赶，高考、找工作各种关口，心理问题并没有得到善待和正视，只是不断被往后推迟，最后，这些问题变成了伴随一生难解的课题。
姜涛：没错，女性也是，青春期、怀孕期、更年期，都容易出问题。现在各个群体、不同层面的人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比较突出的还是青少年。青少年抑郁是很悲惨的，孩子就一两年的宝贵时光，要是治不好，整个人生赛道可能就变了，一两年休学，再回到学校，和人打交道、学习的状态和反应度就全没了。大家都在跑，跑着跑着就有些人被甩出来，你要是不想被甩出来，瘸着也得跟着。
英剧《混沌少年时》（第一季）剧照。
亚光：这里好像也有一种悖论，如果和孩子说，你治疗抑郁症的窗口期只有一两年，可能他的压力会更大。所以，似乎一方面我们应该给疗愈精神疾病以耐心，但另一方面，客观上时间还是不等人，又要和时间赛跑。
姜涛：所以，就得药物及早介入。以前大家对用药非常谨慎，但现在很多家长会觉得，如果不吃药损失更大，宁可让孩子早点吃药。只要医生这边说可以服药，家长服从性很高，不像以前，往往还要跟医生博弈一下。这是近两年的一个变化。我觉得，这和媒体这些年一直宣传这个事情、告知新药的安全性也有关系。
小熊：所以，这两年您在看诊上反而比以前要更容易了吗？从患者配合度上来说。
姜涛：对，很多家长不会在用药上纠结很多，家长就是要赶紧吃药，赶紧让孩子回到学校。因为孩子患病不仅是不上学的问题，家长顾虑的是孩子整个作息全乱了、夜里不睡白天睡，有的孩子十八九岁就得二型糖尿病，糖耐量异常的一大堆。这方面我觉得，也是时代进步的一个表现，媒体的推动推进了大家对这类疾病的认识。
智商更高的人，
社会适应能力通常会更强
小熊：那现在在心理治疗上主要面临的困难是什么？
姜涛：专业的人士太少了，鱼龙混杂，造成了业内比较乱。像我们医院专业的心理治疗师，门诊都挂到几年后了。
亚光：如果一个孩子出现了一些情绪低落的状态，但是家长着急，就是要把这种情绪彻底消灭掉，会不会也有问题？
姜涛：的确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是疾病的扩大化、泛化。所以我们一般有三个月的时间，三个月内好了，那就不是病，比如转学、迁徙等生活的变迁，经历这些，很多孩子都会出现一段时间的适应焦虑、抑郁。所以，要给孩子几个月的适应期。只是有时候很难把握这个度，但识别总比不识别要好。
小熊：反过来我也想问，您觉得现在的年轻一代，会比以前的人更“易碎”吗？
姜涛：的确存在这样的问题，他们中的很多人物质生活无忧，经历的事情太少，挫败感很容易产生，缺乏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有时候一下子到学校里、到社会上，容易出现关系搞不好的情况。但是，也不是所有人都这样，也有一些孩子比较会因势利导、顺势而为，相对来说，不太会独立解决问题的孩子比例在上升。很多孩子有讨好型人格，或者不会和别人建立比较亲密的关系，比较孤立，反过来，也可能被别人孤立，甚至遭遇排挤和霸凌。
亚光：书中多重人格的案例让我印象很深。现在也有一些书在关注多重人格的现象及其历史。在这种人格毫无逻辑的变化里，作为主治医生，要不断切换和患者对话的“频道”。从您多年的从医经历来看，在面对不同的精神疾病患者时，对话方式有哪些不同？
姜涛：像抑郁症、焦虑症的病人，情感广度、张力非常大，所以，讲话的时候要有共情，要体会对方的需求和痛苦，和病人建立一种潜意识的联盟。如果是躁狂的病人，他们的情感极其不稳定，绝对不能激惹，稍微有个火星，可能他就“炸了”，不能用刺激性语言。比如，不能说“你这病得住院”，你可以说“你这累了这么多天，咱们休养休养。”一般这种病人，嗓子都是哑的，还可以说“多喝点水，补点液。”患者就会觉得，你是为他着想的。如果是妄想症，比如幻听的患者，有时候会隐藏得很深，需要仔细交流，顺着对方，引导着发问。我以前遇到过一个重度烧伤的女病人，从廊坊走到北京六里桥，一把火把自己烧了，抢救过来了，三度烧伤，但她自己还老嘻嘻哈哈的。见她身体那么痛苦，却还那么高兴，烧伤科的医生就理解不了。我去会诊，最后问出来，病人就是被大量幻听支配了，觉得自己成仙了。这种就得一点一点去问。
亚光：我想起以前有本书很火，叫《天才在左，疯子在右》。这本书当时让一个观点变得很流行：天才和疯子，就是一线之隔。媒体和各种艺术作品往往也会强化这样的形象，好像天才科学家、艺术家很多都有精神问题，都是高智商、性情孤僻、有人际交往障碍，呈现出一种精神疾病的审美化。
姜涛：这其实是两回事，也是个很重要的误解。赵鑫珊教授写过一本书《天才与疯子》相对比较客观。这种说法只是把一些天才的特质和疯子的精神分裂症状互相进行了探讨，但不具备普遍性。事实上智商更高的人，社会适应能力通常会更强，获取资源的能力也更强，反而得这类疾病的风险更低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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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内容时间轴：
01:55 33年精神科病例的总结
04:32 曾经的精神病污名化问题
09:24 90后对情绪价值很敏锐
13:09 很多年轻人最大的问题是不会交流
16:28 偏远地区抑郁症一点都不少
24:08 抑郁症整体患病率在提高
28:12 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应得到关注
34:37 很多心理问题背后都是家庭的问题
37:50 80%的青少年看诊希望家长不在场
41:09 关于精神疾病的认知在进步
43:44 的确存在精神疾病泛化现象
47:32 很多孩子不会处理人际关系
59:10 智商更高的人社会适应力更强
作者/小熊 亚光
编辑/刘亚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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