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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转型金融尚处于探索阶段，如何提供与转型融资需求相匹配的转型融资框架，以切实服务实体经济内在需要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文｜王遥 任玉洁
当前中国经济转型正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经济绿色转型取得积极成效。“十四五”前四年，中国能耗强度累计降低11.6%，节能降碳力度持续加大；2012年以来，中国能耗强度累计降幅超过26%，相当于少用能源14亿吨标准煤，少排放二氧化碳约30亿吨，成为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显著提升。
这些数据说明了中国在绿色产业扩张和结构优化上的进展。即将进入“十五五”时期，碳达峰目标迫近，中国绿色转型仍需在多方面持续发力，能源结构调整、工业领域低碳改造、城乡建设绿色转型、低碳交通运输体系建立等仍待加力推进，这需要政策协调、技术创新和市场机制设计的协同推进，也对资金供给提出要求。
当前，中国绿色金融体系已初步建立，形成对以新能源产业为代表的绿色生产力的有力支持；同时也在加速部署转型金融，以形成对经济社会转型的全面支撑。转型金融尚处于探索阶段，从转型融资需求来看，如何提供与需求相匹配的转型融资框架，以切实服务实体经济内在需要是一个需要探讨的话题。
三大因素驱动经济绿色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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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中国经济绿色转型的深层动力，是把握其未来价值创造逻辑的关键。驱动因素不仅定义了转型的必然性与方向性，更重塑了实体经济部门的投融资需求与风险收益结构。由此，厘清转型动因，成为构建与之匹配的金融支持体系的重要基础，深刻理解实体经济正在发生的变革，转型金融才能精准识别机遇、有效管理风险，成为服务高质量发展、引导资源优化配置的主动战略工具。
首先，要素禀赋结构变迁驱动转型。要素禀赋结构变迁，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内生要求驱动转型。中国从高碳向低碳经济的结构性转型，其深层动力源于要素禀赋结构变迁所引致的比较优势动态演进，这构成转型的内生经济逻辑。根据赫克歇尔-俄林模型（要素禀赋理论），一国的比较优势由其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企业倾向于专业化生产能够密集使用本国相对丰裕要素的产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劳动力、资本、资源三大传统要素投入，是一种典型的要素驱动型经济增长。从当前的情况来看，三大要素均面临诸多瓶颈约束，已难以支持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资本积累日益雄厚，而最关键的是，环境容量的稀缺性急剧凸显，碳排放空间已成为一种高度稀缺的生产要素。在此背景下，高碳行业的边际社会收益正呈现递减态势。资源与环境的双重约束持续强化，高碳产业赖以维系的投入资源要素、扩张规模等发展模式举步维艰。因此，要获取未来经济发展的新竞争优势，就必须将增长动能从依赖传统高碳要素转向依托绿色技术、低碳资本和人力资本等新要素禀赋，从而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可持续提升。
其次，产业价值链跃升推进转型。产业发展基础升级，产业价值链跃升的需求将驱动经济绿色转型。产业结构的演进与升级是全球经济发展中的客观规律，其核心动力在于对更高附加值的持续追求。过往中国传统行业凭借劳动力、资源与能源的初级要素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但大多被锁定于低附加值的生产制造环节，缺乏核心技术能力和市场主导权。
2018年有研究表明，钢铁产业处于中国制造业价值链近乎底部的位置，虽然增值能力总体有所增强，产业链条不断延伸，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在制造业价值链与钢铁产业全球价值链中存在的“微笑曲线”表明，中国钢铁产业的利润空间受到了国内外的双重挤压，产业升级压力巨大；国内议价、盈利能力普遍较差，下游业务联动不足及竞争优势缺乏是导致国内大型钢企的价值链低端锁定的主要原因。
然而，随着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的迅猛发展，传统产业并非注定低端锁定，反而迎来了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的重大历史机遇。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赋能生产流程，使规模化定制、精准供应链管理和智能化运维成为可能，大幅提升中游制造环节的附加值。因此，对于仍处于传统价值链中低端的行业或企业而言，当前正是转型的关键窗口期。它们不仅面临减排降碳的外部约束压力，更具备通过智能化改造、服务型制造和绿色创新重新定位的内在动力与基础条件。率先嵌入数字技术、推动产品与商业模式创新的企业，将有望突破原有分工限制，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实现从“成本驱动”到“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
再次，外部环境变化倒逼转型。除了要素禀赋重构与产业价值攀升的内生要求驱动转型，政策、市场与国际贸易规则等外部环境变化也在系统性倒逼转型。这一外生约束体系正通过成本收益结构的重塑，压缩转型窗口，促使绿色化从“战略备选”转化为“生存必需”。
一是政策规制趋紧，中国“双碳”目标下的碳市场扩容、能耗双控等机制持续强化，令传统高碳模式的合规成本与政策风险抬升；二是消费偏好转向，环境友好型需求成为市场重要维度，绿色评级日益影响企业品牌价值与市场准入；三是贸易壁垒碳化，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等规则构建起新型绿色贸易壁垒，使“碳排放”成为国际贸易中的比较成本要件，直接冲击高碳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外部压力正在通过价格信号与风险预期深刻催化内生转型进程：一方面，碳定价、绿色补贴等政策工具将环境外部性内部化，扭转资源错配，提升绿色技术投资的相对回报率；另一方面，国际贸易规则与消费市场的绿色导向将提高停滞者的退出成本，并拓宽先行者的需求边界，从而加速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的良性循环。在此背景下，转型企业与滞后企业的差距开始扩大：前者通过绿色创新嵌入全球低碳产业链，获取技术租金与市场溢价；后者则面临资产搁浅、成本攀升与市场准入受限的多重挤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