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歼-16D、歼-20、歼-20A、歼-20S、歼-35A等新型战机编队飞过天安门上空，战鹰呼啸，气势如虹。我国歼击机家族正加速换羽更新，但我们不会忘记，中国航空工业的历史性跨越始于我国首架自主研制的第三代战斗机——歼-10。在这段波澜壮阔的征程中，有一群人，他们是歼-10诞生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更是托举中国航空工业腾飞的幕后英雄。
18年攻坚克难，带领团队从零突破三代机技术壁垒。面对发动机打坏、首飞叫停，他坚持“原因不清绝不升空”，用“亚洲第一框”和独创的“黑板管理法”缔造了中国航空史上的里程碑，他便是成飞总工程师、歼-10现场副总指挥——薛炽寿。从饿着肚子仿制歼-5，到自主研制歼-10，薛炽寿将一生献给祖国的蓝天。
当薛炽寿走进西北工业大学的前身华东航空学院，他与飞机的缘分也开启了。1961年，大学毕业的薛炽寿被分配到刚刚成立不久国营峨嵋机械厂，也就是如今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前身。尽管环境艰苦，薛炽寿和同事们并肩奋战，边基建、边试制、边生产。他们先后完成了歼五甲、歼教五等机型的研制任务。
从设计所到试飞站，薛炽寿在多个岗位上累积着经验。1986年，刚刚完成歼-7Ⅲ战斗机的研制工作的薛炽寿投身于歼-10战机的研制。丰富的第二代战机的研制经验在第三代战斗机研制中几乎难以复制。已年近五十的薛炽寿需要带领团队从零开始攻关各种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和新标准。
王宁：当时你们好像有个口号，说把歼-10干出来，这是为祖国荣誉而战。
薛炽寿：对。
王宁：也就是说你们要奔赴的也是一个战场。
薛炽寿：是一个很困难的战场，要打赢不容易，所以我们发动了全厂的职工干歼-10。自己把它研究出来，自己就掌握了这里的诀窍。
作为我国首架自主研制的三代机，歼-10需要在借鉴国外技术的基础上来实现国产化。而引进的技术方案常常与制造部门的工艺能力存在落差，为此，薛炽寿与团队摸索出跟设机制，让工艺人员参与设计，密集的协同攻坚为加速工程研制进程奠定了基础。进入20世纪90年代，飞机正式迈入试制阶段。
研制生产先进战机，涉及多项课题攻关，科研团队要互相协作，攻坚克难。他们攻克了起落架、S形蒙皮等多项制造技术难题。
而这其中，一个被誉为“亚洲第一框”的结构件实现一次性加工成功，写下了中国航空制造史上崭新的一页。这个重达40公斤的结构件，制造它需要用重达一吨的厚铝板材双面加工。
王宁：在当时，我们有数控加工技术吗？
薛炽寿：这也是要攻关的。
王宁：它被称作是“亚洲第一框”。也就是说，那时候在整个亚洲，这都是一个前沿的技术，没人突破得了。
薛炽寿：加工过程中，我们有个女同志，弄个小凳子二十四小时坐在机床上看这个加工。她看她编的程序对不对，不要让这个框报废了，要求很高。
1997年6月20日，第一架歼-10战机总装完成，正式交付试飞站。在迎来它的第一次开车试车时，谁也没有想到发动机竟被打坏了。经过仔细查验，研究团队发现是飞机生产过程中未清理干净的多余物被吸入后打伤叶片导致停车。于是他们对机身内部进行彻底清理并更换新发动机，而再次启动试车，发动机竟再次被打坏。吃了两次亏之后，薛之寿和同事们对飞机展开了地毯式的排查清理，哪怕一根头发丝都不放过。
终于，第三次开车试车成功，指挥部也结合歼-10的特性，重新制定了一整套生产与检查的标准。1998年3月23日，歼-10战斗机01架原型机迎来首飞。时任成飞总工程师的薛炽寿独自一个人步行3000米陪伴着飞机抵达了起飞线。下午2点41分，开车指令下达，战机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当中向前冲出，随即仰头腾空而起。起飞17分钟之后，中国第一架歼-10稳稳落在了温江机场的跑道。
王宁：那时候是什么样的心理状态？
薛炽寿：我们用汗水和眼泪铸就了这个飞机。总设计师和我，还有我们的飞行员雷强，我们三个人抱在一起哭。
王宁：您快90岁了，“十号工程”在您的心里面是什么样的工程？
薛炽寿：这个工程是创新工程，是跨一代的工程，创造奇迹。所以我们工厂提出来，型号成功我成仁，这是我一生中做的一件大事。
<!-- 非定向300*250按钮 17/09 wenjing begin --> <!-- 非定向300*250按钮 end -->
</di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