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胞生物学是现代医学的重要理论基础。细胞生物学的每一次突破，都拓展了人类对生命本质的理解，直接或间接推动医学诊断、治疗的进步，尤其在癌症、遗传病等重大疾病领域具有重要作用。
细胞生物学家薛社普就是这样一位用毕生之力深耕细胞生物与生殖生物学的“大家”。他研究的棉酚被誉为我国牵动国际男性节育科研的领头课题；他创造性研究总结出“细胞分化的可调控性”的规律，为临床肿瘤治疗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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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中的真理坚守
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生物学界，正流行苏联的“活质学说”。该学说由苏联科学家靳柏辛斯卡娅提出，宣称鸡胚卵黄球可直接生成细胞，被奉为细胞起源研究的“定论”。刚从美国归来的薛社普在大连医学院任教时，却对这一理论产生了怀疑。“科学研究不能盲从，必须通过实验验证”，他在实验室日志中写下这句后来广为人知的话。
为寻求真相，薛社普与合作者蒲以森设计了精密的同位素示踪实验。他们采用放射性硫35S-蛋氨酸作为标记物，追踪鸡胚发育过程中蛋白质合成的轨迹——这在当时的国内细胞学研究中属前沿技术。实验持续八个月，每天清晨他都准时出现在实验室，用自制的显微操作仪观察鸡胚切片，记录卵黄球与细胞的代谢差异。结果清晰显示：卵黄球从未摄取标记氨基酸，完全不具备蛋白质合成能力，更无法转化为内胚层细胞或血岛。
1958年，《解剖学报》第3卷第2期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鸡胚发育期中细胞与卵黄对放射性硫(S35)—蛋氨酸摄取的对比研究》，正式对“活质学说”提出否定意见。有人担忧薛社普会触怒权威，但薛社普坚持“实事求是是科学的生命线”。薛社普和同事顶住压力陆续在《解剖学报》发表3篇论文（在前述论文之前已于1957年发表两篇报告），最终被国际学术界证实正确，为我国在胚胎学领域赢得了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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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变坏”的细胞能“变好”
回国初期，薛社普延续读博期间的实验技术和学术思路，研究细胞分化的可调控性，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渐渐地，薛社普感觉应该结合国情需要搞科研。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薛社普带领课题组乃至全国协作组，在我国首创的男性节育药棉酚等的研究中，完成了近万例（有统计的数据达8806例）基础研究与临床试用。这一成果甚至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关注，世界卫生组织邀请薛社普开展国际交流和科研协作。为中国科学家在国际科学界扩大了影响，赢得了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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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随着肿瘤研究逐渐引起重视，薛社普的研究方向也有了新的结合点，他开始关注肿瘤细胞的恶变与细胞分化调控问题。
当时学界传统观点普遍认为，细胞一旦变成肿瘤就不表达血红蛋白了，所以不能转化为正常细胞。薛社普对此又有质疑，于是，他和团队成员开始不断地做实验。
薛社普和团队根据细胞核自动排核的原理，发现红细胞发育在晚幼期，在完成排核后还可以在身体里继续活100多天，这个细胞会把氧气带至全身供给身体，并产生二氧化碳。薛社普和同事们尝试把无核的晚幼红细胞与恶性肿瘤融合(八种)，经过反复实验，他们惊奇地发现，恶性肿瘤细胞居然又可以表达血红蛋白了，即变成正常细胞了。这一实验补充了薛社普关于“癌变细胞可以变成正常细胞”的观点。
这一实验成果，为临床肿瘤治疗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思路，其他科学家可以根据这个理论去研究通过药物来诱导抑制恶性肿瘤，使恶性肿瘤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
30多年的科研之路，薛社普发表了200多篇学术论文，还承担中国解剖学会及《解剖学报》的管理工作，推进中国解剖学会在1985年被国际解剖学工作者协会联合会正式接纳为会员国，并在1988年加入“国际组织化学与细胞化学联盟”，开启了中国解剖学会在国内外学术交流与科技期刊等方面的蓬勃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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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说
薛社普曾总结自己的科研道路是：“一个思路，两个细胞材料”。一个思路是指“以我为主开展细胞分化可调控性研究”，两个细胞材料是指精子细胞和红细胞。这10个字伴随了他一生的科研。
薛社普将他的研究体会总结为五点：“科研要敏锐细致观察，发现问题，抓住机遇，执着求索；科学假说要遵循自然规律，实事求是，探索求证；联系国情需要，追踪科技前沿；刻意创新，锲而不舍，寻根究底；学科交叉，优势互补，面向生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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