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发布，明确提出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方针，为做好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其中提到，“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新需求促消费，惠民生的新动能。未来五年，如何保持经济合理增长，又能怎样加码提振消费？对此，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专访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受访者供图经济增长 保持在 合理区间， 需保持一定全要素 生产率增速
新京报贝壳财经：《建议》中提及“十五五”期间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合理区间”的背后含义几何？让经济增长保持合理区间关键靠什么？
刘俏：按照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我国经济总量需要在202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因此，未来十年（涵盖“十五五”和“十六五”时期）中国经济需保持在合理区间，而这关键在于将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维持在一定水平上。
“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正是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其核心在于通过技术革命性突破、深化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最终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使得中国经济能够保持一个合理增长区间。
数据显示，如果中国经济要保持5%的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增速需达到2%。改革开放前30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增速超过4%，有力支撑了工业化进程和制造业崛起。但随着服务业占比上升，而服务业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较难，所以近年来该增速降至1.8%左右。
我们一直呼吁中国需要把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提到2%以上。而这必须靠科技创新来驱动产业创新，依靠体制机制改革消除扭曲因素，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这也是此次《建议》将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列为第一大任务的原因。
制造业比重适度下调是现实趋势，应 培育具有战略意义和规模效应的新兴产业
新京报贝壳财经：《建议》提出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如何理解“合理比重”，这对接下来相关政策推出有何借鉴意义？
刘俏：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最可靠的路径之一。
一般来说，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速需要制造业保持合理比重。现在我国制造业占GDP比重约为26%，随着产业结构发展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这一比重将逐步下降。
举个例子，如果中国制造业持续保持5%的增速，而全球制造业平均增速仅为2%-3%，20年后中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可能超过50%，这不现实。因此，制造业比重的适度下调是现实趋势，也更具可持续性。
而且我们应走高质量发展之路，通过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聚焦高端制造与高附加值环节，在保持自身竞争力的同时，为全球产业链留出发展空间。但实现这一目标并不容易，尽管AI等技术已展现潜力，但要真正赋能制造业和服务业、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提升，仍需时间积累。
我们应继续探索“AI+产业”与数字经济转型，培育具有战略意义和规模效应的新兴产业，构建以高附加值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从而实现高质量增长。
新京报贝壳财经：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方面，我国目前还面临哪些发展上的问题，应该如何应对？
刘俏：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强度，并着力提升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但总体上讲，当前我国基础研究投入仍偏低，2024年，全国基础研究经费仅2497亿元，占研究总支出比重为6.91%。与美、韩、日等在同等发展阶段超过10%的占比相比，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因此，“十五五”期间应进一步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力度，力争在原始创新等方面实现系统性突破。
其次，科技创业与产业融合仍有较大空间。关键问题之一是产业人才不足，亟须培育一批“懂科学的企业家”与“懂企业的科学家”，以打通科技到产业的转化路径。
此外，科技金融体系尚不完善，需要大力发展科技金融，加强长期资本与耐心资本供给，为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深度融合提供有力支撑。
另外，我国企业研发结构也有待优化。目前我国企业基础研究投入占比较低，且投资结构失衡。未来应通过财税政策激励，鼓励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使其真正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
财政政策可能更多向消费端或需求端 倾斜，以有效激发消费潜力
新京报贝壳财经：四中全会延续坚持扩内需为战略基点，提出“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该表述传递出哪些信号，未来施策重点会在哪些方面？
刘俏：从消费端来看，我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大概在40%，远低于美国等国家在相似发展阶段60%-70%的水平，居民消费整体不足；从投资端来看，以房地产与基础设施建设为代表的传统投资已进入周期尾声。
在此背景下，这给我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带来较大压力。因此，我们需要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扩大有效投资，积极寻找并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去年9月政治局会议及今年两会均强调，提振消费、扩大内需、提升投资效率作为重点工作。因此，“十五五”期间，我们需着力提升居民消费能力，拓展有效投资空间，这对维持经济稳健增长具有关键意义。
具体而言，财政政策可能会更多向消费端或需求端倾斜，以有效激发消费潜力。一是多措并举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可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生育补贴、提高养老金标准等方式，直接提升居民的购买力。
二是优化消费结构，创新服务供给。目前服务类消费占比较低，可以通过改善供给结构，增加医疗、教育、文旅、养老等优质服务供给，从而激活消费潜力。
三是拓宽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当前居民财产性收入占其可支配收入比重不足4%，从国际比较来看属于较低水平。这主要受利率下行与资本市场回报机制不完善等因素影响。可以通过建设高质量的金融体系，增强财富效应。若股市财富增长的10%转化为消费，将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拉动。
此外，稳定资产价格，特别是稳房价有助于稳定中产阶级预期，有助于增强消费信心，释放居民消费意愿。
新京报贝壳财经：《建议》明确提出“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新需求促消费，惠民生的新动能。如何理解该提法？
刘俏：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核心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和投资回报率的下滑，传统以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投资于物”模式边际效益递减。在此背景下，“投资于人”成为破局的关键——它不仅是扩大有效需求的有力手段，也契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某种程度上，“投资于人”意味着我们在政策工具的认知与实践方面已经迈上新台阶，也为后续宏观政策的调整与创新埋下伏笔。
举个例子，以往我们搞投资更倾向于修建一条道路或一座桥梁，而非将资金直接用于民生消费，即使前者的使用率低，但其投入产出肉眼可见。而“投资于人”的提出，使得这一认知局限被打破，其中，教育投资、生育补贴等都属于“投资于人”范畴。
整体来看，我国在政策工具上仍拥有充足空间。当前中央政府债务水平相对较低，为实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留下了余地。在必要情况下，甚至可以探索普惠性转移支付等创新型政策工具。
比如，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手段，生育补贴等，或是直接给低收入群体发放限定用途的消费券，此举可迅速转化为消费，进而拉动GDP增长。
从中长期来看，则需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重点在于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特别是为2.5亿无户籍城镇常住人口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与落户通道，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化”。这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释放内需的重要抓手。
此外，应逐步改革地方政府考核的指标体系。从过去单一导向的GDP考核指标转变为更多关注当地消费增长、居民收入、公共服务水平等民生指标，引导施政重心回归于人。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胡萌 编辑 陈莉 校对 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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