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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春表示，金融是科技创新的重要支撑，“十五五”期间需强化科创与绿色转型金融赋能，创新服务模式应对新产业挑战，同时聚焦房地产风险化解，助力行业构建发展新模式
文｜ 唐郡
编辑 ｜ 张威
2025年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下称“十五五”规划建议），为中国接下来五年的发展全方位擘画蓝图。
“十五五”规划建议指出，“十五五”时期中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仍面临着“新旧动能转换任务艰巨”等情况。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社会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新动能。
中国如何实现新旧动能转换？金融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在2025外滩年会现场，《财经》就上述问题专访了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晓春。他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金融系，拥有30多年银行从业经验，曾担任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副行长，农业银行香港分行总经理，浙商银行副董事长、行长等职，是兼具境内外业务实操与管理经验的银行家。2019年以来，刘晓春加盟上海新金融研究院专注学术研究，对金融科技、数字货币等领域具有独到见解。
“我们一直讲如何在金融创新和金融稳定之间做好平衡，但监管不可能走到实践前面，我们很难预知科技创新之后的经济如何发展，也很难预测尚未发生的风险。”刘晓春认为，“十五五”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总结过去的经验。
在刘晓春看来，过去十年，中国科技取得了全面的爆发性的进步，极大推动了新质生产力发展，而这很大程度来源于基金、投行等金融业的发展和创新。同时，这一阶段也出现了一些风险。
展望“十五五”，刘晓春认为，金融需要协助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特别是努力推动房地产风险出清，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所谓的风险化解应该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肯定有人要承受损失；二是房地产不能回到原来的发展轨道；三是房地产市场好与不好将出现区域分化，不会再出现全国发展步调一致的情况。”刘晓春强调。
与此同时，围绕金融“五篇大文章”，推动“十五五”规划落地。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刘晓春表示，过去一段时期，中国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背后离不开金融领域的支持和创新，“十五五”时期，金融在支持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方面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十五五’规划建议对产业发展提出了很多新的构想，面对新产业、新情况，金融的很多服务模式都需要创新，创新过程可能伴随新的风险，但我们必须去思考，必须往前走。”刘晓春说。
房地产风险化解要有人承担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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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提高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能力，统筹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有序化解，严防系统性风险”。具体到上述三大重点领域风险，从金融角度来看有何对策？
刘晓春：首先需要明确，这是三个不同性质的风险，风险化解的原则和方式也要有所区别。
地方债是在中国整个经济发展的特殊阶段，地方政府承担的职能与可支配资金发生错位形成的风险。但是，地方政府还要为当地提供正常的公共服务，同时，尽管存在一些无效投资，但地方融资平台的资产质量总体不错。
在此背景下，因为债务问题让资产缩水，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任。因此，应该想办法妥善化解地方债务风险。一方面，严格落实地方政府举债终身问责制，防止道德风险；另一方面，通过金融手段盘活资产，化解风险。未来要逐步调整地方政府职能。
中小金融机构，通常指中小银行。银行是商业机构，但因为可以吸收公众存款，具有很强的公共属性。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小银行也是公共机构，甚至可以说是社会经济运转的基础设施。一家银行倒闭对当地社会经济会有很大影响，即便是银行业高度市场化的美国也不会放任银行倒闭。以硅谷银行为例，当这家纯粹的私人银行面临破产清算，美国监管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其进行妥善处理。此外，国内大多数中小银行主要资本属于国有资本，任其倒闭也存在国有资产损失的问题。
因此，如果中小银行总体经营情况尚可，只是出现了经营亏损或者不良资产，更好的处置方式是通过注资、并购等方式来化解风险，以免影响当地整体社会经济运行。
房地产也是一个特殊行业。一方面，它几乎对我们每个人的资产都有影响，因为我们是房产持有者；另一方面，房地产行业负债规模庞大，与银行资产质量息息相关，有些房企还发行了很多债券，对金融市场也有影响。房地产风险与地方债风险、中小金融机构风险一起作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重点领域，也是因为三者都与金融有关。
不同之处在于，房地产行业更加市场化，不能与地方债、中小金融机构的情况类比。在房地产风险化解过程中，更强调在法治化、市场化的前提下平衡相关各方利益。所以，应该是用合适的方式化解房地产风险，实现房企、银行、建筑商、个人等相关方损失最小化。
《财经》：房地产风险化解仍在进行当中，各方对此也提出了很多建议，您认为“十五五”期间要如何化解房地产风险？
刘晓春：首先要讲清楚，不存在一个让所有人都不损失的化解方案，必然有人损失，必然有人应该承担责任。
其次，必须坚持法治化、市场化原则。以政府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为例，前些年部分区域房地产存在过度开发，这些区域的房产没有价值，就不应该收储；而在具有收储价值的区域，收储价格应该与市场化的租金价格相关联，不能让其成为变相补贴房企的工具。
最后，不应该让购房者花冤枉钱，这主要是就烂尾楼问题而言。房子买贵了，是个人投资决策问题，风险自担；但买了房子没拿到，让购房者吃亏是没有道理的。
《财经》：烂尾楼是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你对相关风险的化解有何建议？
刘晓春：我两年前就写文章建议，第一步要改变目前的预售房制度。
很多观点认为内地学习了香港的预售房制度。实际上，香港购房者买预售房时只需支付少量定金用于锁定房源，相当于买了个期权。并且，购房定金不会直接交给开发商，而是存在律师事务所账上，只有购房者违约或者交房时，定金才会支付给开发商。这种制度下，在拿到房子之前，购房者不会有任何损失。
在内地现行的预售房制度下，购房者买房时需要交首付，办理按揭贷款，相当于提前向开发商支付了全部房款，烂尾楼的风险由此转移到购房者身上。对银行来讲，房子还未真正建成已经发放了贷款，抵押物也存在落空的风险。
如果不是这样一种预售方式，烂尾楼就是房企自身的事情，跟一般老百姓没有关系。因此，我们首先应该改革预售房制度，避免发生新的烂尾楼风险。
第二步，要理顺存量烂尾楼问题。
我个人建议，应该推动银行给房企单独发放一笔贷款，用于向购房者退款，购房者拿到退款后偿还个人按揭贷款。这样一来，银行持有的债权从零散的个人集中到房企身上。对银行来说，不良资产余额不变，风险没有显著增加；对买了烂尾楼的老百姓来说，至少不用再背负房贷；从社会安定角度来看，此举将产生显著的社会效益。
最后，房企用市场化的价格处置烂尾楼，化解相关风险。
这一过程中，银行和房企可能都要吃点亏，但这是风险化解过程中必须做的平衡，谁都不吃亏是不可能的，银行和房地产商需要为其自身市场决策承担风险。
《财经》：“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要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其中包括，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接下来，中国房地产行业要如何发展？
刘晓春：下一步，我认为应该调整房地产和土地制度，将房地产发展重心转向城市更新。
以上海为例，市区存在大量20世纪70年代-90年代建造的“老破小”房子，当时建造的主要目标是解决住房困难，追求建造速度而忽视了居住品质。这类房子应该推动其以市场化方式原地重建，让房地产行业有新的投入方向，同时激活住房需求，推动行业进入正向循环。
这一过程中，需要通过国家政策调整，激励老百姓放弃旧房、购买新房，尤其当前房价比较低迷，更需要政策发力。例如，目前住宅土地使用年限是70年，如果房产持有人提前把房子卖给开发商，能否对剩余的土地使用年限进行补贴，鼓励“老破小”房主购买新房子。
如果房地产业发展重点成功转向城市更新，它依然是经济的支柱产业，但又不会重回此前20年的爆发式增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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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五篇大文章要打破思维定势
《财经》：风险化解以外，“十五五”期间，金融业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刘晓春：全球正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经济新旧动能仍在转换的过程中。过去两年，新动能建设取得了显著增长，以新质生产力为主力带动经济增长已经看到了曙光，在“十五五”期间必将大放光芒。这就需要金融通过创新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这也是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金融“五篇大文章”的题中之义。
“五篇大文章”也代表了中国未来的发展模式。从金融层面来讲，“五篇大文章”提出的背景是，传统金融在服务科技、绿色、普惠、养老、数字经济等方面存在不足。这不仅仅体现在数量上，更体现在服务方式不足，未来金融还存在许多创新的空间。
以金融支持科技创新为例，过去一段时期，中国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这与各类风险投资基金、投资银行业务的发展密不可分。金融领域的创新和支持推动了对技术研发的投入，加快促进科技商业化应用，让科学技术走出实验室、研究所。
展望未来，金融进一步支持科技创新面临很多新情况。一个典型的情形是技术成熟度不同。此前，金融更多是支持成熟技术的应用推广，因此诞生了技术改造贷款、设备贷款等。而现在金融业需要支持研发中的设备、开发中的软件，后者的应用场景、市场空间是未知的。
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如何服务科技创新？这是我们接下来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财经》：在金融支持科技创新方面，银行系AIC（金融资产投资公司）也正在进行探索，AIC能否直接承担起推动科技创新走向市场的重任？
刘晓春：AIC可以承担一部分，但它体量有限。中国金融体系以间接融资为主，资金主要在银行里。AIC无非是银行出资本金去做风险投资，它依然会碰到现在所有风投机构碰到的问题，比如资金投下去后如何获得回报？退出路径是什么？
现在依然有不少观点认为要做风险投资只能发展风投基金。实际上，因为现行规则上存在一些障碍，风投基金吸引的资金体量有限。在此背景下，大企业或者地方政府建立引导基金，但引导基金又存在考核问题。于是，引导基金希望跟被投企业签对赌协议，创业风险本来就高，哪家初创企业愿意对赌？这样的制度设计是存在问题的。
面对这些新情况，我们需要重新设计一套真正适合科技金融发展的制度，让风投资金、投行资金，甚至银行信贷资金愿意冒风险。制度不改，风投碰到的问题，对AIC来说依然存在。所以，“五篇大文章”不仅仅是金融部门的作业，是全社会的作业，需要法规、财税、物价、纪检等相关制度和政策的支持。
这一过程中，金融需要突破很多定势思维，比如银行贷款能否支持初创企业等。
《财经》：在科技金融发展中，银行贷款如何支持初创企业是很关键的问题，你对此有何建议？
刘晓春：用贷款支持初创企业，需要突破很多思维定势。
众所周知，初创企业失败率较高，假设失败率为80%，对银行来说可能意味着相关贷款不良率高达80%。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为银行科创贷款潜在的超高不良率设计补偿机制，让银行的收益能够覆盖损失，实现商业可持续。
比如，银行向初创企业发放贷款时约定收费权，在企业拿到下一轮融资后，将一定比例的融资款作为贷款服务费支付给银行。这种情况下，银行可以通过向小部分成功融资的初创企业收费，弥补其他企业倒闭产生的贷款损失。由此，银行能构建起与风险投资机构类似的收益补偿机制，但又不会影响初创企业的股权。
现在的问题是，银行只能收利息，放贷款时不能收取额外费用。这需要国家政策层面予以支持，调整相关规则。正如我前面说的，中国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国家，钱主要在银行。如果能够给银行在特定贷款领域开一个口子，会有更大体量的资金投向科创领域，这就是一种创新。
当然，上述模式是我个人看法，目前还没有应用于实践，不一定完全正确。我想强调的是，“十五五”期间，金融就应该在这些方面去做突破，而这些突破不是金融部门自己的事情，而是整个国家政策的事情。
当然，不只是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都需要行业、监管甚至更高层面转变思维方式，不断突破创新。
(作者为《财经》记者)
题图来源 | Pexels
版面编辑 | 张雨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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