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故宫的百万件文物到敦煌跨度千年的经典壁画,从纸质文物到大型遗址,这些珍贵文化遗产在时光流转中面临着自然侵蚀、材料老化、人为干预等多重挑战。随着时代发展,文化遗产保护已从单纯的修复技艺升级为融合教育、科技、管理的系统工程,但在实践中仍遭遇标准滞后、人才短缺、理念冲突等诸多困境。
2025年11月13日,“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国际学术论坛”在广州美术学院大学城校区举行。来自中、英、法、德等多个国家的研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文化遗产保护的教育体系、技术应用、实践案例等议题展开深度探讨。
填补了广东省内大专院校的空白
文化遗产保护的可持续发展,根基在于专业人才的培养。国内高校在该领域的教育布局正逐步完善。广州美术学院院长范勃介绍,2016年,广美率先在国内艺术院校招收材料与油画修复专业本科生,填补了公立高等美术院校在艺术品修复人才培养的空白,2021年文物保护与修复专业获批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今年我们又率先成立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学院,依托国际领先的实验室硬件设施和国际化的师资条件,致力于构建国际化、专业化、科学化的文化遗产保护教育与科研平台,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学科的标准化和体系化建设,并力争在国内艺术院校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范勃强调,本次学术会议是思想碰撞的起点,专家们的参与将为新学院注入蓬勃生机。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二级研究员詹长法对这一举措给予高度评价:“广州美院成立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学院,在国内引起很大震动,也填补了广东省内大专院校在这一领域的空白。”
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方案”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有序推进,但科学完善的管理机制与标准体系仍然有待推进,国内文保领域仍面临诸多制度性瓶颈。詹长法认为,目前文保现状存在四大突出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标准制定滞后”,重管理轻技术现象严重,无法及时适应和应对新的保护需求。
随着新材料、新问题的出现,以及数字化保护等新领域的拓展,统一、科学的标准依然缺乏,导致保护实践乱象丛生,甚至出现“过度保护和修复”的情况。因此,詹长法强调,当前文保领域急需“既有文物保护和修复知识,同时有标准制定视野”的复合型人才,而现有教育体系在跨学科融合、国际视野培养等方面仍显不足。如何平衡传统技艺传承与现代科学素养培育,如何搭建与国际接轨的人才培养框架,成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教育亟待解决的课题。为此,詹长法呼吁,“积极参与国际组织的数字遗产标准制定,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方案’,提升全球文化遗产治理中的话语权。”
法国国家遗产学院纸本修复部主任瓦莱丽・李道出了东西方教育模式的核心区别:“西方培养分析理解与早期自主能力,东方通过重复训练精准度与技艺掌握。” 她以修复中国画的经历举例:“宣纸太薄了,一个失误就能把它撕破。我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才适应,培训方式仍然遵循师徒模式,每个手势需要反复训练,直到完全精准,真正独立完成大约需要5年时间。”
数字化技术转型升级 重塑保护方式与理念
随着文化遗产保护从“抢救性修复”迈向“系统性治理”,数字化技术正成为连接科学研究、遗产管理与公众传播的核心桥梁。当前的数字化转型不仅是技术升级,更是一种保护理念的深层重构。
无可否认,科技的快速发展为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全新路径,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已全面介入保护的各个阶段。从数据采集到虚拟展示,从环境监测到材料分析,科技正重塑着文化遗产保护的方式与理念。
北京故宫博物院文保修复部主任屈峰介绍,故宫早在1988年就成立文物保护科学技术部,确立了“传统技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发展之路,2007年更是提出建立“文物医院”的构想,形成更科学的文物修复与保护的机制。
科技介入文保工作,也日益紧密,通过高清摄影测量、激光扫描和光谱成像技术,可对文物与遗址进行毫米级数字建档,建立“数字孪生”模型;借助AI算法与三维重建技术,能实现残损文物的虚拟复原,让公众“穿越历史”感受遗产魅力;统一的遗产信息管理平台则打破了部门与地区壁垒,实现数据共享与科研协同。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所长于宗仁也表示,通过高/多光谱、LIBS、Raman等原位无损技术与实验室技术的综合应用,已成功揭示莫高窟壁画颜料与胶结材料的多元体系,为绘制壁画“基因图谱”奠定科学基础。因此,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不但实现了保护模式的革新,还为公众参与提供了新的途径,通过虚拟现实(VR/AR)与交互式平台,公众可以以可视、可感的方式理解文化遗产保护过程,构建社会参与的共识基础。
但技术赋能并非毫无争议,广州美术学院特聘教授安德里亚・纳内蒂提醒,AI在遗产科学领域潜力巨大,可助力理解复杂概念、分析数据,但“要注重保存文化实践与人类经验”。过度依赖技术可能导致对遗产人文价值的忽视,而传统工艺的独特价值也不应被科技替代。“每个地方或社区的特有遗产和集体记忆都是不可替代的。”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不少人对文化遗产的价值认识仍然不足,甚至存在“重开发轻保护”“重利用轻传承”的倾向。
因此,无论是瓦莱丽・李观察到的东西方教育差异,还是安德里亚・纳内蒂提醒的科技与人文平衡,都指向一个核心命题:如何在坚守遗产原真性的基础上,实现保护理念、方法与机制的现代化转型?如何让文化遗产保护真正走进大众生活,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都是一系列的新课题。
(图片由广美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学院提供,题签除外)
■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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