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史学者 孙晓飞
书法是一种视觉知识的生产过程，线条、墨色、风格，以及笔的选择，都是不可或缺的要素，但推动视觉生产更新的决定性动力，却是政治、社会和文化风潮。
魏晋之际，首先在文学领域出现的第一次怪奇浪潮，很快向其他领域扩散，今草、行书等新书体都是这股怪奇浪潮影响下在书迹领域的表现。晚唐追奇逐异的社会风气，催生了“草书僧”广受关注的现象。书僧行为怪狂、书写状态癫狂、草书效果放狂，迎合了人们尚怪的心理。晚明书艺家们的野心，也确实在“狂荡”风潮激扬之下，有了若干新的风格探索。王铎或许无心或许有意创发的“涨墨”等新的书迹处理方式，形成了中国书法美学新的意趣，即率性地依靠笔墨来抒写灵性，不拘于传统，重视心灵的飞舞和个人风格的创造。
把中国书艺的发展脉络置于三次“怪奇”浪潮之下，摒弃从线条变化的视角来观察书法史的老路子，转而从观念变化的视角来梳理中国书艺的审美史，就会清晰地理出一条新的书艺发展线索：南朝的皇帝、世家贵族们，确立了新的审美标准，共同选择和塑造了王羲之，才使他成为新一代书圣。王羲之所代表的书艺风格，代表着贵族审美，代代传承，成为中国书艺审美的主流。到了晚清，康有为提出“为穷乡儿女造像”，贵族审美才渐渐被大众审美所取代。
正是基于如上的观察与思考，笔者在《书写中国》第一次提出了“书艺政治”的概念，认为张芝、蔡邕、钟繇、卫夫人等书艺名家被王羲之、王献之代替，是南朝皇家的政治选择。与魏晋门阀政治相伴相生的是门阀文化，即以若干世家大族为主所形成的文化集团，主宰着文化潮流。他们的喜好，成为社会风向标。当书艺成为时尚文化的时候，也同样表现出门阀化的倾向。而唐太宗、宋太宗、宋徽宗以及康熙、乾隆对王羲之的顶礼膜拜，既维护着贵族审美，也维护着皇家的文化传统。
严格来说，艺术品的功用区分社会阶层，在魏晋南朝，当行止、谈吐、文章、服饰甚至吃药等因素无法与世家大族做进一步区分的时候，书迹就成为新的文化门槛。在其后的漫长历史里，阶层的区分不用财富术语，而是文化用语，比如雅俗。但雅俗不是固化的，而是变动的。
《清明上河图》在苏东坡时代，是俗气匠人的“界画”，而在今天却成了北京故宫压箱底的伟大艺术品。“扬州八怪”在今天已经是“雅艺术”，但在清中期与主流的“四王”相比，仍然是低俗的“盐商艺术”。
因此，书法史的研究，不外乎是对这种特殊的视觉知识生产史的研究。举例来说，毕加索们通过剥离大众视觉经验，以隐秘化的方式制造了新的审美体验和标准，把大众踢出了他们的经验世界。而在中国书艺领域，狂草把楷书和行书踢出了自己的视觉世界，创造了新的书写规则与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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