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韩扬眉
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南联大）是从战火中走出的教育传奇。长久以来，我们的目光多聚焦于台前的教授学者，他们如灯塔般存在，闪耀着理想的荣光。
然而，有一群人似乎湮没在历史中，被人们忘记了。她们中有世家才女、小家碧玉，有穿西装的，也有缠小脚的，但都共享一个身份——“教授太太”。
“有什么样的教授太太，就有什么样的西南联大。”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员郑绩在她的新书《她们的西南联大岁月》一书中写道。
在郑绩看来，教授太太不是教授的“附属品”，她们身处新旧时代交替之时，在战乱困顿中持家守业，在家国大义前安贫乐道，以坚强、隐忍撑起了知识分子家庭的后方天地。她们也是西南联大精神不可或缺的创造者与守护者。
面对国难与自身困境，她们如何应对？她们如何在自我与社会角色间达成自洽？近日，《中国科学报》专访了郑绩。
支撑
《中国科学报》：你为何选择研究西南联大教授的太太们？
郑绩：身为女性和研究文学历史的专业工作者，各式各样的困惑迫使我去历史中寻找未来。比如身处时代的洪流之中，如何自处，又何去何从；在已经被建构的日常生活里，什么样的精神追求是妄念，什么才能称得上底线；从女性身份出发，如何寻求真正的公正，怎样平衡自我价值与社会位置……所有这些反思都让我关注到她们。
西南联大的教授太太鲜少被关注。过去我对她们的感觉是，她们的精神状态是自洽的。粗看她们的史料时，没有发现自我断裂、不自洽的问题，细看还是没有。那我想，她们一定拥有一套比较和谐、内在协调统一的价值观。这是我选择研究她们的初衷。
《中国科学报》：书中一共涉及了多少位教授太太？你把太太们分成了几类，是如何划分的？太太们有哪些共性与差异？
郑绩：我没有具体算过，百来位应该有。我在书中把她们分为三类，分别是校长太太、串起半个西南联大的姻亲、自身比较有成就的女性。
她们有几个共性特点。一是知识分子的特点，虽然这群人里有一些并不识字，但她们是知识分子、科学家、研究者、教育家的太太，她们其实也在不自觉地用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即安贫乐道，或者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个人的悲欢、愁怨，在民族存亡危机面前不值一提。没有一个太太抱怨“我丈夫只是个穷教书匠，我的物质生活过得这么惨”。
二是在那个新旧转换的时代，她们的婚姻得到了平稳过渡。既有作为儿媳妇享受传统家族制明媒正娶的保护，也有因爱结合而享受新式小家庭夫妻平权的生活。
前者是说，在传统旧式家庭里，婚姻乃结两姓之好，儿媳妇是嫁给整个家族的，负责打理家族内务、人情往来、田产铺子、人员流动等一切事宜，一旦婚姻形成，她会得到稳定的生存保障。就像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即使与原配孙玉书离婚了，娶了陶曾穀，孙玉书的家族地位也不会动摇，依然在老家照管大家族。
后者则指新式小家庭，奉行自由恋爱，虽然有着男主外、女主内的不同分工，但权利平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太太韩咏华说，“你能不能把学校经营好，那是你的问题。但是我韩咏华能不能在家里开出饭，那就是我的事。”丈夫不会因为在外赚钱而影响太太的家庭地位。
要知道，维系一个家庭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她们发挥着支撑的作用。所以，太太们不觉得维系家庭的运转是靠老公拿钱回来，而是把这视为自己的重任。她们也清楚自己在家中的地位。
《中国科学报》：也就是说，教授太太们是被“看见”、被“理解”的？
郑绩：是的，在“前方”的教授给了“后方”的太太很好的尊重、理解和支持。他们形成了一个互相支撑的正向循环。
物理学家杨振宁在回忆录里写过他的母亲罗孟华担心被遗弃，还给自己“打预防针”。当父亲杨武之写信回来，让妻儿一起到厦门大学，母亲才“算是彻底放下心来”。
杨武之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的为人是光明磊落的，我绝不后悔我父亲指腹为婚，我也不能对不起妈妈，对不起振宁。”其中的妈妈，是杨武之跟着孩子对罗孟华的称呼。
物理学家王竹溪与太太涂福玉亦是指腹为婚。王太太不识字，为教妻子识字，王竹溪自编教材，旁听“说文解字”课，夫妻二人相濡以沫，非常和谐。
自洽
《中国科学报》：教授太太们有不少是大家闺秀，出身书香门第又天资聪颖，有机会发挥更大的价值。她们有过自我价值实现的想法吗？
郑绩：当然有了，她们也没有放弃自己的事情。我大致数过，超过70%的西南联大教授太太成为职业女性，约1/5在大学里有教职，更有十数位成就不逊夫君，在学术史上留下了名字。
比如，张景钺与崔之兰是一对齐肩并立的生物学大家，高能物理学家张文裕与夫人王承书则是院士伉俪。还有化学家曾昭抡的太太俞大絪在重庆的大学教书，与曾昭抡长期分居。不过，由于太太常年不在身边，旧式家庭的“大少爷”曾昭抡就变得很邋遢了，家里也乱糟糟的。
《中国科学报》：她们是如何平衡自我价值与太太、母亲、女儿这些角色的？
郑绩：我觉得她们没有办法平衡，也没想过平衡。比较典型的像中国现代著名的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陈梦家的夫人赵萝蕤，她在晚年回忆时说过一句话，“我是老脑筋，觉得应该为丈夫牺牲”。她说这话时是开开心心说的，并不觉得这样做不好。她也是大学生，受过美式教育。
的确，教授太太中有不少人聪明才智不输男性、所受教育不逊男性、醉心学问不亚男性的，然而从结果看，最终事业有成者的数量远不如男性。主要原因还是女性在面对家庭事业两难选择时一直勇于牺牲，甘于奉献。而西南联大夫妻不能同校的规定，也成了不少教授太太的门槛，毕竟在当时，能够放下一张安静书桌的地方少之又少。她们在某种程度上牺牲了自己的学术生命。
《中国科学报》：你提到有什么样的教授太太，就有什么样的西南联大，为什么这么说？
郑绩：过去我们谈西南联大，其中一面是在谈它的风气，校长的风范、教授的气度是风气，学生的姿态是风气，其实教授太太们的言行举止也代表着西南联大的风气。
教授太太不是附属品，她们远不止“撑起半边天”这么简单。在她们身上，我们也能看到知识分子的千秋家国梦。她们与教授们非常一致地共享一套思想价值体系。只是，我们过去看到的是前面熠熠闪光的教授们，而这一次，“后方”长期被“家属”的标识所遮蔽的女性成了“主角”。
爱恨
《中国科学报》：你称吴晗与太太袁震的情感为“真正具备现代性意义的爱”，为什么这么说？如何理解当时他们做出的冲破世俗的选择？
郑绩：这涉及什么叫现代性的爱。爱，本身就是一个现代的概念。我们现在理解的爱情，一定是彼此唯一、相互忠诚，这是最基本的。然后，还要互相帮助，在这段关系里共同成长，一起看见更广阔的世界，共同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
这就是说，爱要有精神上的生产性。否则，两个人相处和谐、相敬如宾，也只能算过日子，谈不上爱。
袁震在大学期间罹患肺结核，不能行走、不能生育，与传统婚姻的首要目的传宗接代相悖。吴晗却对她苦苦追求，在病榻前求婚。被袁震数次拒绝、与父母家人周旋而不放弃。婚后，袁震子宫肌瘤大出血，吴晗为她输血、贴身照料，并卖书、写文以养家糊口。
在这样的爱情婚姻里，不可能只是“单向奔赴”。虽然袁震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但他们几乎每一天都在讨论学术、政治形势。袁震具有强烈现实指向性的学术风格，给吴晗带来了显著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作为学生革命家的袁震引领吴晗倾向党和革命，他们进入了同一个信仰的世界。与世俗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结构不同，他们很深刻地介入了对方的精神世界，所以我才说他们的爱情是现代性的。
《中国科学报》：这种类型的夫妻多吗？
郑绩：并不多。物理学家吴大猷与夫人阮冠世的经历类似，虽然不如吴晗与袁震的轰轰烈烈，但他们的爱情也是相扶相依的故事。
《中国科学报》：写完这本书后，你对哪位教授太太印象最深刻？
郑绩：我感触最深的是文学家叶公超的太太袁永熹。当时，叶公超与堂妹叶崇范传出绯闻，这段“不伦之恋”在不少教授的日记中被提及，可见此事传得沸沸扬扬。
面对丈夫的不忠，袁永熹当即就向叶公超提出离婚，不纠结、不姑息。她带着儿女去了美国，在加州大学谋到一个实验室职位，一直干到退休。袁永熹独自一人将孩子培养得很好，儿子获博士学位，是位大学教授。晚年，袁永熹住在加州伴山面海的房子里。我曾专门去看过这个房子，从山下开车过去需要20多分钟，站在房前往山下看，可以看到太平洋。我很钦佩袁永熹的坚强与决断。
与此同时，她又是通情达理的，当时考虑叶公超的身份和公务便利，没有坚持离婚。袁永熹每年回来一天，略尽一尽“太太”的义务。平时二人几乎不通音讯，互不提及，儿女也都当这个父亲不存在。
袁永熹所遭遇的情形，与年代、战争无关，与当前女性经常遇到的困局相似——受了委屈，一定也会有不平不甘，如何处理？当然，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选择，比如沈从文的太太张兆和也有相似的遭遇，她的选择是宽容。但她们处理得都非常有尊严，都示范了女性的强大。
值得我们学习的是，她们靠自身的修养，靠儒家“不以己悲”的修为，靠宽大的胸怀，靠来自西方现代文明的女性独立精神，不纠结于情事，直面生活展现出真正的勇气。我猜袁永熹决定赴美时一定无比坚定，“那又如何？我一个人也能生活，我也是个大学生”。
《中国科学报》：除了家庭与情感，太太圈存在怎样的联结？
郑绩：我看她们都挺友好的，在日常生活中互相支持，在困境中相互扶持。
比如，袁永熹感情遭遇背叛后的一段时间，太太和教授们给予她陪伴和照顾。还有闻一多遇刺时，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的基本是太太们，她们首先安抚闻一多的太太，排班照顾闻一多重病的长子。还有陈梦家与赵萝蕤没有小孩，把隔壁理学院院长吴有训的小孩当作自己的孩子，在吴有训生病时，陈梦家夫妇常常探望，送来补品，把小孩带回家照看。
《中国科学报》：有关系不和睦的吗？
郑绩：陶曾穀是个特例。从一开始她就遭到了北大教授太太团的抵制，只因她并非蒋梦麟原配，而是蒋梦麟好友高仁山的遗孀。不被认可，也几乎成了陶曾穀的心结。所以，与其他两位校长太太照顾小家、表率全校不同，陶曾穀一生都在为“蒋太太”身份正名，在大事小情上都要证明“校长太太”的地位。
然而，这在大家眼中，她是在摆“官太太”架子，也由此背上了爱慕虚荣、贪图享乐、工谗媚言的骂名。但其实她没有，而是自然地觉得作为校长太太，所享受的待遇是应该的，与当时的“官太太”截然不同。
不过，这与西南联大“安贫乐道”的风气确实不相投。从文学家胡适的太太江冬秀、数学家江泽涵的太太蒋守方开始，陶曾穀就未被北大的教授太太们接受，之后双方愈行愈远。许多人也认为，就是因为她，校长蒋梦麟才疏远了同侪。
时任西南联大总务长、蒋梦麟的学生郑天挺教授在日记里详细记录了陶曾穀跟其他太太们起冲突的完整过程。他写得很客观，但因为涉及师母，他也觉得很烦恼。
遗憾
《中国科学报》：除了刚才提到的教授们的日记外，你还通过哪些方式查找太太们的生平经历、情感思考、日常细节？
郑绩：西南联大的资料比较丰富，但教授太太们资料非常有限，超出了我一开始的想象。她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只存在于日记、信件、回忆录的边角夹缝，许多甚至连名字都难以找到。
相关记述多是出于子女或学生之手，但也只是一笔带过。比如，“我妈妈温良贤淑”“我妈妈是一个吃苦耐劳的传统妇女”等，再无其他。又比如，历史学家皮名举乃巨儒世家子，按当时门当户对的结亲原则，皮太太不至于全无来历，但就是连她的名字都找不出来。皮名举的儿子皮崇平写过回忆文章，提到父亲爱书种种逸事，谈及母亲则只写了“贤淑”，细节一概没有。我还去大小拍卖处寻得了皮崇平的一些信件，可惜一无所获，皮太太的名字只好留白。这其实挺遗憾的。
此外，史学研究孤证怕有错讹，需要材料交叉印证，把故事的完整面貌串联起来，就更困难了。
好玩的是，书刚出版的时候，我们在上海图书馆做了一场直播，不少西南联大“二代”看到了还挺惊喜的，把我拉到他们的群里，计划一起编一部西南联大教授的图传。
《中国科学报》：你期望读者从这本书中获得什么？
郑绩：首先，我希望读者不要局限于女性。其实我真正想讲述的是，在国家存亡和新旧时代转换之际，整个社会的支撑系统是怎样的，以及如何运行的。所以，我也希望有更多的男性予以关注。
此外，女性应保持自尊和体面，这是我最大的感受。我尽可能呈现教授太太们真实的生活状态，以及她们的操守和做法，以便不同的人从中获得不同的启示或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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