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润玺读博时住的公寓。
■本报见习记者 赵婉婷
“用自己的论文做了冰箱贴！”王润玺在小红书上发布的这条帖子下面有2000多条评论，这激起了《中国科学报》记者的好奇心。日前，记者走进他的办公室，发现办公桌上有很多物件：昆虫纸模、蚂蚁照片、生态学与昆虫学书籍……其中大多是他从读博时的工位搬来的。这些物件大致勾勒出他的研究领域。
过去的大半年时间里，王润玺桌上增添的两样东西是：一沓他为课题组设计的Logo贴纸、一个写着“成为你年轻时需要的那个老师”的摆件。他的手机里也新增了不少照片：他带学生在野外实习时背靠山林的合照，他30岁生日时与学生在校园银杏大道的留影，学生为站在讲台上的他拍的照片……
2025年9月，王润玺结束7年读博生涯，加入北京师范大学虎豹研究团队，成为一名讲师。身处“非升即走”考核体系内的王润玺做了不少看起来与“发文章”无关的事。他说，未来不论是课题组的研究，还是对学生的训练，他的终极目标都不只是发几篇好文章，而是让自己成长、让学生尝试并且做成更多不一样的事情。
与考核“无关”的事
3月的一天，王润玺神神秘秘地叮嘱学生们下次组会记得带支笔。学生们有点慌张，这是要突袭小测验吗？组会上，王润玺给每个学生发了一张表格，表头写着“奥德赛计划”。
“奥德赛时期”是最近在网络上流行的一个概念，通常指的是20岁到35岁的青年在完全步入稳定成年生活前的过渡阶段。对王润玺来说，在通过“三年考核”前，他的工作仍充满变数；他的学生在本科或硕士毕业后，面临工作或继续深造的选择题，也满是变数。因此，王润玺把自己与学生都划入“奥德赛时期”。
根据表格的指示，他与学生需要依次填写想象中未来几年的保守人生、理想人生、梦幻人生，并为每一种人生的所需资源、喜爱程度、自信程度、一致性打分。
不难看出王润玺策划这一活动的用心，既是他了解学生的方式，也是让学生认识自己的机会。他想让学生看到，在理想变成现实前，还需要落实一个个具体的小目标。
每隔一周，王润玺就会尝试组织一场非学术组会。这位“青椒”有不少“花活儿”。他会为学生发放组会“技能卡”，使用这张卡可以免开一次会或者更改组会时间。这是王润玺向学生释放的信号：“师生之间的关系并非完全对等。但我想通过这种方式告诉学生，我非常尊重他们的个人意愿，不强迫他们做任何事，同时也希望他们能主动告诉我自己想做什么。”
今年新年跨年时，王润玺给每位学生准备了礼物；校园里郁金香盛开的时候，他会带着学生一起春游。今年，他还打算带学生们看电影、体验“艺术疗愈”；他计划在学院开设读书会，推荐那些让他受益匪浅、略显小众的书籍。
王润玺似乎做了不少与职位考核无关的事。于他而言，成为“青椒”从来不仅仅意味着讲课与指导科研，还要关注学生的成长。
“大家总说考核重点可能主要在于科研，但教书育人同样是我的重要工作。我做的这些事看起来偏‘软’，但我觉得应该大胆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而不是只做容易的事。”于王润玺而言，这些活动“其实并不占时间”。
在撰写育人方案时，王润玺详细规划了对学生“可转移技能”的培养，比如演讲、写作、沟通、组织野外实习等。在与学生一对一沟通课题时，他总是不断提问并引导，“我们可以试试这个”。他也从不吝啬对学生的肯定。
王润玺在社交平台上有众多关注者，想进入他实验室的学生也随之增多。他不希望这些学生仅因为他做的研究看起来很好玩，就贸然选择这条路。他会以“劝退式”口吻展示更多选择方向，也会推荐他们先读一两篇文献后再做判断。如果真的感兴趣并有自己的思考，他也欢迎学生与他进一步交流。
王润玺在努力成为他年轻时需要的那个老师。
直视被忽视的
最近，在一堂面向本科生的研讨课上，王润玺抛出一个问题：“如果外星人要入侵地球，如何说服他们保护我们的家园？”
对这位生态学者来说，最有说服力的无疑是地球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王润玺第一次对生物分布的地域差异产生实感，是离家上大学的路上。考上南开大学生物专业的他，从家乡云南出发，坐36个小时的火车才能到天津。一路向北，窗外的植被悄然变换着模样。
生物地理成为他的兴趣。“生物地理区划”是对地球生物类群的分区，也是实施多样性保护的基石。以往的区划主要基于四足动物建立，“如此重要的概念，居然没有纳入任何一个昆虫类群作为依据”。这让王润玺难以置信。
他解释，塑造昆虫和植物分布的往往是极为相似的小尺度微环境，与四足动物所适应的环境很不相同。事实上，昆虫占据了地球已被描述物种的一半多，研究昆虫的学者也不少，但昆虫本身的重要性却常常在保护工作中被忽视。王润玺的博导过去申请昆虫保育经费时，就曾遭受“昆虫不需要保护”的冷眼。
2017年，在本科毕业之际，王润玺与后来成为他博导的香港大学教授贝努瓦·管纳德（Benoit Guénard）第一次见面。Guénard问起他对未来研究的具体想法，王润玺对此“早有预谋”——他翻出书包里的纸笔，粗画了一幅中国地图，滔滔不绝地讲述中国的气候、地形等因素对昆虫多样性的塑造及其多样性认知上的缺失。
王润玺记得，在自己一通比划和讲述后，Guénard向他伸出大手：“润玺，如果你愿意的话，非常欢迎你加入我们实验室！”
Guénard的研究对象是蚂蚁。作为昆虫类群中广布全球的类群，蚂蚁无疑是适合开展全球尺度研究的理想类群。之后的几年里，王润玺在Guénard的实验室完成了全球蚂蚁生物地理分布地图，划定9界21区的新系统，并证实植物与蚂蚁的相似性高于四足动物。
香港的生活带给他新的观察。他在爬大帽山时发现，山顶与山脚的蚂蚁物种千差万别。这提示他，即使小范围内，群落的组成仍充满差异。那如果是不同时间点呢？他首次系统地从蚂蚁群落的昼夜变化入手，证实不同时间点的同一样地，蚂蚁群落组成大不同。这意味着，以往许多采样工作忽略了对采样时间的控制，这也会导致分析结果出现潜在偏差。
王润玺再一次呈现了过去被忽略的事物。他的博士成果相继发表在《自然-通讯》《生物地理学杂志》和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等期刊。在他看来，昆虫是一个隐喻，代表了人类的偏见。“我们觉得熊猫和猴子可爱，认为它们更重要；对于昆虫，时常觉得它们好吓人、好恶心，它们那么小，不重要。”
王润玺常把昆虫比作“房间里的大象”。“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喜好，对我来说，或许更深层的兴趣是识别并打破人们的偏见。”王润玺从不把自己局限于科研中的“共识”，他说自己总是对有争议、有讨论空间的东西感兴趣。
王润玺的观念与北京师范大学虎豹研究团队不谋而合。该团队长期致力于以东北虎豹为旗舰物种的生态系统观测和系统研究，并推动建设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现在，王润玺成为团队中唯一一位研究昆虫的学者，他的兴趣成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保护叙事中的关键部分。他将带着学生深入探索那些他视为关键的科学问题，厘清昆虫与其他生命系统的关联，真正将昆虫纳入保护政策。
“润玺化”
王润玺的社交平台账号是“Runxilization”，这是他自创的一个词。“Runxi”是他的名字，“lization”是英语中常见的后缀，通常翻译为“化”，表示“变成……”的过程或结果。
“润玺化”是他不断成为自己的过程。“我想用自己的视角来构建和编织这个世界，寻找和建立独特性与可能性。”所以他一直在努力成为“变数”，在关键时候选择“变化”。
在选择本科学校时，他的思路是越远越好，所以去往离家两千公里的天津；之后，他担任学生会主席、年级助理，体验行政类工作；加入实验室进行科研之余，他与同学成立自然教育公司，试了试自己的挣钱能力；在得知无法保研后，他联系并结识了Guénard。
读博时，野外研究的不确定性深深吸引着他。在香港大学读博期间，他开展了36次“24小时蚂蚁观察”。
每一轮昼夜观察中，他要每两小时进行一次数据收集。然而样地众多，他几乎全程无休。“在野外当然很辛苦，但每次干完觉得特别爽，因为我获得的是独一无二的数据。估计以后很少会有人再去做类似的收集，真的太累了！”
而在Guénard无法提供额外奖学金资助时，王润玺决定靠兼职自费延迟毕业。他的兼职工作包括指导研究生的文献阅读、开设科学传播与可视化的工作坊等。这些经历让他觉得，即使未来找不到教职工作，他也会把自己养得不错。
2025年，王润玺寻找博士后机会时，偶然看到北京师范大学招聘青年教师的信息。他抱着锻炼一下的想法报名，成为面试中最不紧张的那一个。这个“无心之举”，让他邂逅了梦寐以求的工作平台，于是他没有继续做博士后研究。
谈及“非升即走”的最坏可能性，王润玺看得很坦然。“我能讲东西、写东西，能做科研，自己的技能不会丢。”当然，面对未知的勇气固然重要，但也离不开“支持体系”。过去，王润玺有令他心怀感激的导师、同事与朋友，有经历异地求学、相守九年的伴侣；如今，他还有了支持他工作的团队和自己的学生。
而在“润玺化”的过程中，王润玺的工作与生活已难以分割。在这个新学期密集工作几周后，他得空去了家附近的“798”艺术区看展。观展时，他突然意识到，好的教学赋予人的体验，就像看一场精心策划的展览。“课堂应当是一个开放式的展厅”“好的教师应当少说教、多呈现，少做结论式的价值判断、多给出不同的思考路径”……回家后，他写下4000余字的思考，发布在自己的公众号上。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王润玺的爱好与追求本就相通。“润玺化”是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是踏入未知并坚定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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