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新峰，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宣部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中心中央民大协同研究基地副主任兼秘书长。
对于现代社会的知识生产而言，学科被认为是研究者安身立命的根基所在。自19世纪下半叶起，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众多学科相继诞生，而至20世纪，“过度专业化”问题开始浮现，并延续至今。过度专业化的学科如同一棵不断抽枝的大树，枝条精致却彼此远离，甚至望不见同一根主干。学科界定、学科壁垒，便是枝条间无形的玻璃墙。认识到这些由19、20世纪西方塑造的学科边界，并非要全盘否定学科的专业化，而是提醒我们，研究的根本终究在于提出问题、理解问题、解决问题。
那么，什么是学科？什么是我们的问题意识？这两个问题，在记者与孔新峰的访谈中反复出现。
孔新峰自1998年考入北京大学，直至2009年博士毕业，主要学习与研究政治学理论及政治学思想。毕业后，他进入国家行政学院工作（2009–2017），也正是在此期间，他逐渐感受到西方政治学视野的诸多局限。由此，他开始着力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与儒学典籍。在随后的山东大学工作期间（2017–2023），他曾开设《〈四书〉与政治》一课，与本科生一同精读经典。2023年，他加入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致力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基础理论、中西政治思想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方向的研究。
若按人们熟知的学科划分方式，他似乎很难为自己找到明确的定位：“我现在有一种学科身份的危机——我到底是做什么学问的？”然而，他的学科训练背景，加上他在工作实践中提炼出的问题意识，早已使他走出狭隘的学科观念。他以研究政治为业，但这里的政治研究并不局限于政治学系，而是涵盖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共党史党建学、民族学乃至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在内的“大政治学”。
今年春夏之际，我们在中央民族大学校园里见到了孔新峰教授。我们从他早期的政治思想史研究谈起，继而聊到他不同阶段的工作与研读经历，当然也包括由此生发出的种种问题意识。
孔新峰在中央民族大学校园。新京报记者 王远征 摄从霍布斯到马克思
新京报：孔老师好，请你向我们简单讲述你早年的学术经历。从1998年上大学到2009年博士毕业，你主要是做政治学哪些方向的学习和研究？
孔新峰：我在北大本科阶段是学习政治学与行政学的基本知识，硕士、博士阶段都是读政治学理论——其中有一年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也是念Political Theory（政治学理论）。当时我跟着政治学家李强先生读西方政治思想史。
本科毕业论文是研究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理论，硕士和博士的毕业论文转向了英国政治思想研究，聚焦在17世纪英国政治思想。
新京报：尤其注意到，你对托马斯·霍布斯等欧洲近代早期思想家的政治思想有专门的研究。早些年，你出版了《从自然之人到公民：霍布斯政治思想新诠》等书，也曾翻译沃格林（Eric Voegelin）的《政治观念史稿：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和考克瑟（Bill Coxall）等人的《当代英国政治》。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霍布斯是马克思必须面对和超越的一位前人，马克思对霍布斯既有肯定，也有批判。在你看来，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和政治经济学与霍布斯（以及欧洲近代早期思想家）的思想是怎样的关系？
孔新峰：我的博士论文是研究霍布斯，主要是研究他笔下关于人的观念，也就是从“自然之人”到“公民”，考察他的国家理论是不是对人没有任何德性的要求。
《从自然之人到公民：霍布斯政治思想新诠》
作者：孔新峰
版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1年7月
霍布斯是现代早期打造“现代国家”的手艺人代表，他的思想意义之所以巨大，原因在于在此之前，从古希腊的政治世界来讲，人们往往讨论非常小的政治共同体，也就是城邦。尽管我们把城邦称为“city state”，但是，这个城邦的规模比起我们中国人讲的家国天下，尤其是“国”和“天下”，那是小了很多。经过了漫长的神权政治“中世纪”，一种新的政治组织形态在西欧逐渐浮现出来。我们说现代社会五百年，实际上这个现代社会有很多很重要的制度支撑，其中的一个基础性制度就是国家制度。当然，这种话语是被西方所左右的。也就是说谈到“state”，谈到所谓的“国家构建”，人们往往就会说这是从西欧产生的一种制度形态，其他的国家都要效仿之。但是实际上，中国具有自身的、源远流长的而且非常深厚的传统国家治理制度和思想。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不过我想特别强调的是，研究霍布斯对于我们理解西方文明，特别是他们的政治文明非常重要。
如果从国家理论的这个角度来说，在霍布斯之前，人们并不会把国家视为一种理性的存在，或者一种人造的存在，而是诉诸神的意志，或者诉诸一种从祖先开始约定俗成的传统。但是，霍布斯是一个理性论者，所以他从普遍的人性入手，从人最基础的感觉和激情谱系来入手，用他的话一步步推演出政治秩序的可能性。所以，他的思想是属于社会契约这样一种传统，也即一种理性主义政治的传统。当然这种理性主义政治，它给我们带来思维便利的同时，又会遮蔽很多东西。比如说，我们中国人理解国家，“国”和“家”蕴含着中国式国家，有别于仅仅是西方的国家制度“state”，也有别于代表一个人群的“nation”。中国人也讲理性，但不同于所谓的工具理性。中国人注重的，不仅仅是物理的，而且很注重情理。家国天下，这是从个人、家到国，一步步拓展开来的秩序。它不是一个冷冰冰的计算。在霍布斯理论的自然状态下，我们是看不到家庭的，但是中国人如果离开了家，就很难论证更大的这种政治共同体。
再回到你提到的，关于霍布斯和马克思的比较问题。我在马克思主义学院工作，我们从事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马克思之所以被称为“千年思想家”，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我们党立党兴党，我们国家立国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它的科学性。
这个科学性体现在非常多的方面。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国家理论，霍布斯的理性主义国家观，有个人主义预设，此外他还规避了人的一些具体属性，这些人好像都是没有面目的人一样。
《利维坦》初版扉页图。
如果大家去看《利维坦》的扉页就会发现，这些人都是背对着读者，面对着主权者——利维坦的“元首”或“首脑”。被遮蔽的属性包括人的族群、性别，还有文化身份等。所以马克思非常强调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点其实跟中国传统文化是颇为一致的。更为重要的是，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一种工具。它并不是在价值上中立的工具，而是在过往的历史中总是呈现为我们知道的阶级斗争历史。剥削阶级用一套暴力工具来实现它的统治和剥削功能。马克思在西方国家理论史上史无前例地赋予了国家这样一种阶级性的分析框架。马克思主义具有一种非常强的人民性和实践性，人民性和实践性直观的表征就在于它会赋予最先进的阶级一个历史使命。这个历史使命就是要推翻和破坏旧的国家机器，代之以新的国家机器。
此外，与霍布斯相比，马克思非常注重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他高度看重生产力跟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他认为包括政治国家在内的上层建筑，它具有一种反作用，但是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还是我们经常说的经济基础。因此就这两点而言的话，马克思应该说是对于西方的乃至于整个人类的政治思想史，都做出了极其卓越的贡献。
卡尔·马克思（德语：Karl Heinrich Marx，1818年5月5日－1883年3月14日）肖像照，由英国肖像摄影家约翰·梅耶尔于1875年拍摄。
走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新京报：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有偏重哲学的取向，也有偏重政治学的取向。你的研究更侧重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从思想史的角度来把握马克思主义，不知这样理解是否准确？这与你的学科训练背景是否有某种关联？或者说，在做了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后，是如何一步一步走进马克思主义研究的？
孔新峰：大致可以这样理解，当然这是对我的一个抬爱了。
我的学术工作一共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家工作单位是国家行政学院，2009年博士毕业入职，一直工作到2017年。那八年主要是从事高级公务员的教育培训，是党的干部教育培训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在国家行政学院工作期间，我会更多关注当代中国政治，以及当代中国的国家运行。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西方理论解释不了太多的问题了。到底这些问题是问题，还是经验，还是说它蕴含着生产一种真正自主的知识的可能？也是在此期间，我逐渐意识到，其实我们中国自身的文明传统，值得我们发自内心地去理解、尊重与敬畏。于是我开始潜心研读中华传统典籍，尤其是先秦的儒学著作。
2017年，我回到我的老家山东，到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任教。这是我的第二个东家。在山大工作的那六年，我用了很大力气来补齐自己的知识短板，也即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知识。我本人是孔子的后裔，在曲阜出生、长大。但是说实话，上大学之后，我一直学的是西学，对于中学——特别是作为我们中华文明的底色和主脉的儒学——所知不多，或者知之不详。在山大期间，我下力气补了课，读了大量的著作，并拜当时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先生为我的儒学导师。慢慢地，我在这方面做了更广泛、更深入的阅读和思考。当时我在山大还开设了一个课程，叫《〈四书〉与政治》，通过精读经典的方式，跟本科生一起对勘西方政治理论，找出其中的中西“同”和“异”、古今“变”与“常”，找出“圣人之言”可能蕴含的现当代政治智慧、政治价值。
唐代吴道子作品《先师孔子行教像》。
2023年，我回到北京工作，到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这是我的第三个东家。说实话，我是以一个新兵的心态加入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个学科队伍里的。我选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我的教学和研究方向。我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班出身，但是我想做的事情，是以研究政治为业，以教授政治学为业。我们一定要树立一个“大政治学”的理念，而不是原来非常狭隘的学科观念，不是在政治学系才是一个政治学研究者。当代中国的“大政治学”，第一位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然后还包括中共党史党建学，还有我们中央民族大学引以为傲的国家A+学科，即民族学。此外甚至也包括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中央民族大学为首家试点）这一国家二级交叉学科。
孔新峰在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新京报记者 王远征 摄我现在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如果说有什么特点的话，可能恰恰是在于它的跨学科性，它不仅仅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内部就能够发展壮大的学问。我们现在建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需要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包括文化研究，包括我们中国传统学问的加持，才能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对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有真正学理化体系化的深层理解。
再有一个极其重要的背景。2021年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第二个结合”，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听到这个报告，我非常激动。我们曾经有非常辉煌的中华文明、中华民族，自1840年以降，我们曾经遭逢“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境地。其实对于理解到底“什么是中国”，我觉得今天非常明晰了，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层面，不仅仅是一个人民的层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层面就是文明的层面。
纪录片《何以中国》（2023）画面。
我们会发现，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历史，本身就是一部“第二个结合”的思想史、文化史、制度史。“道在人伦日用间”，我们无形之中做对的东西，它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渊源有自，源于历代中国共产党人薪火相传地做一件事情：既忠实地信仰、践行马克思主义，同时又忠实地传承、弘扬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又一次的思想解放”
新京报：“第二个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你分辨了两种研究路径，即“‘第二个结合’的思想史”与 “思想史上的 ‘第二个结合’”，两者的主要不同是什么？
“思想史上的‘第二个结合’”本就是不同思想体系及思想脉络之间对话、辩驳、融通的过程。然而，历史语境中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并不必然作为当代的有效性和合法性而存在，各个思想体系及思想脉络能否对接新的时代是需要考辨的,必须在时代化语境下整合出一套新的思想框架，形成更具现实关切、更具包容性的理论视野，为解决时代问题提供帮助，此即“思想史重构”的方法。
——孔新峰：《“‘第二个结合’的思想史”与“思想史上的‘第二个结合’”》，《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4年第1期。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特别委托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深刻内涵、内在机理和重大意义研究”。
孔新峰：“第二个结合”是习近平总书记一个伟大的原创性论断。作为一个标识性的概念，这是从2021年7月1日提出来的；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重申；2023年6月2日，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又进行了深入阐发。“第二个结合”有它的一个思想史，这个思想史就在于在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所发生发展的脉络。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论文经常说“出场逻辑”，这就是研究出场逻辑，这叫“‘第二个结合’的思想史”，目前居于主流。但问题是，我们理论界不能够仅仅满足于此。
我们要知道“第二个结合”从根源上要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它背后的问题意识是什么。这就是中华文明作为一个古老文明，它要现代化——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如何既要现代化又不要西方化，如何能够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这些价值目标。同时又需要注意：这些价值目标必须本土化。比如说，西方所界定的、所代表的“富强”，是不是我们自己想要的富强？这种“强”是什么强？它的“富”是指向共同富裕吗？它的“强”又内在蕴含着怎样的“世界”想象？是不是以别人的“弱”为代价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秩序？
电影《孔子》（2010）剧照。
中国人自然有中国人关于富强的观念，比如孔子很注重“富而好礼”，比如《中庸》会区分“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那我们今日想要的“东方之强”应该是什么样的“强”？至于说“民主”也是一样，这个民主的概念长期被认为等同于“liberal democracy”，是“one man one vote”。我们把审慎智慧放在哪里？我们把政治责任放在哪里？为政者的责任，施政者的效能，政治人的德性，难道不应该成为政治秩序一个重要的考量指标吗？再有，比如我们讲到“文明”，西方文明它有一个“civilization”的观念，它有相应的下行到每个人身上的“civility”的观念。但我们知道，中国向来是礼乐之邦，中华文明有自身一种独特的形态，很注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很注重德性的充实丰盈，而不仅仅是外在的物化的现代化。
我们也知道，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天人协洽、天人合一的理念，共同构成了今天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思想渊源。我们看到，西方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其实走出了一条竭泽而渔、先发展再破坏然后再治理的这样一条道路。甚至有些“强”国不断“退群”，退出有利于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美丽地球建设的一些国际公约、国际组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要实现现代化，但是这现代化是不是就一定有“一定之规”，就一定要亦步亦趋地走西方人的道路，或者去翻版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道路，再或者就走一种完全复古的道路。我们需要保持这样一种问题意识来开展研究。
并不是从新时代以来，我们才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可以说从1840年以降，无论是洋务派、维新派还是革命派，到我们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再到近现代以来的中国学术界，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种关切。如何处置古今中西的思想资源，如何让我们这样一个文明古国实现“旧邦新命”，如何看待西方各种各样的主义、道路、制度，如何看待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对于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从思想史研究的角度来找出“第二个结合”的观念背景乃至思想原型。
电视剧《长征》（2001）剧照。
怎么推进“第二个结合”？实际上，“第二个结合”是一项恢宏、神圣而艰巨的事业。习近平总书记说得很清楚，“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思想解放不容易，思想解放是要革命的，是需要高度的党内国内共识的，关乎咱们能否坚守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和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
新京报：从我们普通人的非专业、非理论的角度看，怎样理解“第二个结合”？
孔新峰：如果我们把“第二个结合”做好了，自然就更加文化自信了。文化自信既不是“健忘”，也不是“僭妄”，不是说我们中华文明就要居高临下、高人一等，我们不要仰视世界，要平视而不是俯视世界。
具体到日常，它会影响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小到教育选择、日常消费，大到对国内大学、国产品牌的信心，都能感受到这种变化。另外我再说一个层面的影响。我们都知道，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礼首先是外显的，是我们举手投足、待人接物，也即我们怎么样比较合乎规范。礼还有个内在精神，内在精神是仁爱。中国社会蓬勃发展，但是借用人类学家项飙先生的观点，我们的“附近”消失了。为什么消失了？生活节奏空前加快，我们慢不下来。网络语言叫我们不要走得太快，要让灵魂跟上来。灵魂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中国人需要安身立命，单靠物质消费好像不行。我觉得还要靠我们永恒的价值，比如说仁义礼智，孟子称之为人心的四端。
我很欣赏北京电影学院一个导演，也是一个小说家，叫徐浩峰。他有一本著作叫《光幻中的论语——十七年电影的导演逻辑》，他研究的就是从1949年到1966年这17年的电影，包括《南征北战》《永不消逝的电波》等。
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1958）剧照。
那个时候肯定是我们国家革命文化高涨的最为“激情燃烧的岁月”，但是你看电影里的道具服装，尤其是人物的台词及其背后的理念，你会发现大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因素其实是继承下来了。所以徐浩峰说，人在传统中就犹如鱼儿在水中，你在水中，你在传统中你不自知，但是一旦离开水，你会觉得你一下子就没法活命了。所以实际上我们要把深深刻在我们文化基因之中、深深地渗透在我们人伦日用之中的传统的优秀价值，理直气壮、与时偕进地复兴起来。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我们的生命意义，给予我们更强的安顿个体身心的力量。
中式思维反抗的是二元对立论
新京报：回到中国的文化文明发展脉络。正如你在《中华文明包容性的哲学机理及历史演进》等论文所论述的，中华文明提出了“和而不同”“无弃人弃物”“相反相成”等理念。这是对差异的一种辩证哲学。这种差异性文化具体表现在哪些地方？与现代政治哲学上的多元文化或多元主义有何相同之处和独特之处？
孔新峰：从哲学上来讲，这是“一”和“多”的关系。我们说大一统，大一统是以一统为大，但不是说就是绝对的一元，而是多元一体。
在中国历史上，中华民族本身是多元一体的，即使汉族本身也是一个多元一体。我举一个例子，孔子是不是汉族？儒学是不是汉族人的学问？今天有些干部群众可能有一些错误的理解，但实际上孔子不是汉族，孔子那个时候还没有汉。更重要的是，孔子祖上是殷商王室，他的祖先在宋国，就是殷人移民所封之地。宋国的开国国君是微子启，跟商纣王是兄弟关系。从血缘血统论，孔子按理说应该认同商的文化才对。但是孔子讲得很清楚：“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他追随的是周人所代表的“斯文”，即伟大的文明传统。孔子率弟子周游列国，在受困于陈蔡之间，在被匡人围困之际，呈现出真正的“文化自信”，他讲“天生德于予”，老天爷把“德”降在我身上，“桓魋其如予何？”他还讲过，“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伟大的文明传统在哪儿呢？在我身上。所以孔子他本身就是一个鲜活的以文化认同超越族群认同、血缘认同的例证。
中华民族讲的是文化认同，而不是基于血缘血统的这样一种认同。儒学本身就是各民族共创共享的一门学问。在历史上它具有共创性，在现实中它具有共享性。
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有一个概念，即我们的国家要追求“和谐”。我们对外的权威英译文为“harmony”，但是当西方人看到往往会想到另外一个词叫“sameness”。但殊不知，孔子很早就曾经说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实际上是“harmony in diversity”，是多元互动，相互涵化，达成了一种和谐的样态。和谐永远是动态的，是生成的（becoming），而不是要么我把你灭掉，要么你把我灭掉。所以和谐其实就是体现了中式思维，它反抗的是二元这样一种对立论。
——同题简答——
新京报：如果能超越时间的限制，你最想和哪位前人或古人（不限于学术界）一起共事，完成一项研究项目？
孔新峰：我想与马克思共事，将21世纪中国的发展成果与他分享，向他讲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进一步深化他对东方社会理论的研究。此外，我也不惜倾家荡产，来支持他《资本论》的继续写作与及时出版。（笑）
新京报：你如何理解城市与学术的关系？北京这座城市和你的学术研究，有着怎样的关系？
孔新峰：城市跟学术的关系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城市跟大学的关系（town & gown），两者的理想形态是和谐共生、相互造就。当然，文化建设是需要一个历史文脉的，文脉要厚植。今天中国有大量的不断新生的学校，我们中央民族大学到今年也不过建校75年，时间并不算太长，它跟这座城市的完美共生肯定还需要更多时间的磨合。
单就我从事的学问而言，刚才我提了一个概念叫“大政治学”，那么肯定是距离政治中心、文化中心近一些好。我是1998年来北京的，除掉一年半作为中央国家机关援疆干部在新疆任职，大半年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访学，六年在青岛（山东大学青岛校区）任教，到今年已在北京学习、工作和生活整整20年了。北京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具有恢宏壮阔的大国首都气象；从民族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角度来说，它也见证了我国各民族的千载交往交流交融。在这儿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我觉得非常有幸福感，有获得感。
——孔新峰书单——
《儒学与马克思主义》
作者：窦宗仪
译者：刘成有
版本：兰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1月
美籍华人学者窦宗仪教授在研究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方面有深厚造诣，但我国学术界尚未予以足够重视。《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系英文著作，初版于1977年，1980年又出修订版，中文版由刘成有先生翻译，并于1993年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窦宗仪对于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系列研究的一个部分，以清晰的逻辑、细腻的笔触、宝贵的预见，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儒家思想融合会通的可能性和趋势，是“第二个结合”研究的必读之书。
《史义通说》
作者：汪荣祖
版本：联经出版有限公司2025年4月
该书系当代中国史学大家汪荣祖先生名著《史传通说》（见中华书局2003年版）的姊妹篇，博观约取、古风粲然，侧重在与西方史学的比照中彰显中西史学的异同，高扬中国史学传统的特质与不灭价值，以期“继续行将绝迹的书写传统”。汪先生认为，史学乃文化的产物，必须以文化自知传承文脉、踵事增华。他大声疾呼：“史学有其主体性也，若无主体，则史权拱手相让，往事任由外人评说，何异青史成灰、国魄沦丧耶？史灭而国亦裂矣！”“史观”至关重要，与“史权”紧密相关。治中华民族史、关心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轨迹及前途命运者不可不读。
*受访者为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特别委托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深刻内涵、内在机理和重大意义研究”承担人。
记者/罗东
摄影/王远征
编辑/罗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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