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的科技版图上，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正在发生。基础研究成果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走向产业、走向应用场景。
就在不久前，北京友谊医院肝病中心开出了肝病新药“立贝韦塔”单抗注射液的第一张处方。立贝韦塔是全球病毒性肝炎领域第一款单抗药物，也是从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孵化出来的源头创新药物。其研发团队带头人，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清华大学生物医学交叉研究院教授李文辉，早在药品关键临床研究结果达到预期时就预测到了这一天。
这背后藏着北京支持基础研究进行商业化落地的产业生态“密码”，是一整套贯通机制。这套机制正在让基础科学研究实现“顶天立地”，既能做世界上顶尖的科研，又能让研究成果落地服务民生。
将乙肝领域重大发现转化成新药，第一张处方开出
时间回到2007年10月，当时在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担任讲师的李文辉决定回国，加入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寻找乙肝病毒的受体。受体是病毒入侵人体的“大门”，只有找到它，才能深入了解乙肝病毒的感染机制，建立研究体系，进而开发治疗药物。不过，自20世纪60年代乙肝病毒被发现以来，几十年过去，寻找乙肝病毒受体的科学家均无功而返。
“这件事很难，最后可能是一场空。”李文辉对所长王晓东说。
“你都不怕失败，我们还怕什么？”王晓东回答，“所里会全力支持你。”
这样一个不需保证成功、让科学家去试错的机制，给了李文辉探险的机会。2012年，李文辉成功了，他的团队发现：钠—牛磺胆酸共转运蛋白（英文简称“NTCP”）是乙肝/丁肝病毒的关键受体，这一发现被视为过去30年乙肝研究领域的里程碑，明确了病毒感染的核心靶点，为抗体药物研发奠定了科学基础。
基础研究不能只停留在论文里，“把一个原始发现，做出一款新药来，挑战可想而知。”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时面临着选择：将研究成果交给别人做，还是自己做？“我想恐怕没有人比我们自己更了解，如果不下场，别人不一定能够拿得下。”
2015年，在北京首都科技发展集团的支持下，李文辉和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三位同事一起创办了华辉安健公司。“当时，首科投资的2500万元是高风险和几乎看不到回报的投资。”李文辉回忆，“后来立贝韦塔进入临床试验关键节点的时候，华辉安健的资金已经快花完了。在那个重要时刻，北京市医药健康大基金给了很大的支持。”
从2012年的基础发现到2026年新药上市，十多年时间，李文辉团队走完了从“靶点机制”到“药物创制”的全流程自主创新。今年1月23日，立贝韦塔单抗获批用于治疗慢性丁型肝炎病毒感染，不久后，立贝韦塔单抗注射液的第一张处方即在北京友谊医院肝病中心开出。
立贝韦塔单抗注射液。受访者供图为什么是丁肝？李文辉解释，“丁肝和乙肝其实是同一个受体，它们的外壳都是一样的，立贝韦塔对于丁肝有很好的治疗效果是顺理成章的事。”
目前，这个药物在国内上市，不仅造福国内患者，还吸引了蒙古国、葡萄牙、俄罗斯等海外的患者不远万里来中国看病开药。这让李文辉很受触动，国内一位农民患者的来信写道，由于肝病，自己身体一直不好，用药以后，他感觉又有了力气，甚至可以下地干活了。“通过药物研发，我们能改变一些人的生活，真正帮助到了他们。”李文辉透露，立贝韦塔也将有望在蒙古国、巴基斯坦等“一带一路”国家上市。他说，“在目前科学研究的水平下，立贝韦塔是好药，但还不是神药。随着新研究成果不断诞生，攀登研发更高峰是我们的下一个目标。从远期来看，所有基础研究都会对人类福祉有所帮助。”
诺奖技术“装”进一颗芯片，这款光子芯片即将量产
如果说李文辉的故事是“十年磨一剑”，那么北京大学常林团队的转化之路，则体现了另一种速度。
在北京大学逸夫楼8层的先进集成光子芯片实验室，一个玻璃罩外形的激光器产品里，封装着一枚比米粒还小的光子芯片，用肉眼看起来还有点难度，该激光器对标原始激光器，体积小了数倍，成本可以下降三四个数量级。
常林是北京大学电子学院的“90后”博雅青年学者。他的团队从事光子芯片研究，将一项获得诺贝尔奖的“光学频率梳”技术，从庞大设备压缩到了一颗比米粒还小的芯片上。
光子芯片。新京报记者 耿子叶 摄这项技术的突破，恰逢AI算力需求爆发的窗口。“英伟达的万卡集群里，GPU满负荷工作的时间只有30%，剩下的时间在等数据。”常林解释，“这也说明，传统的光通信技术已经满足不了GPU之间的互联需求了。”
通过多学科交叉研究，常林发现，光频梳与芯片结合恰恰能解决这个问题。基于这项技术，常林团队开始进行产业化的探索，2024年7月，相关成果正式授权启明光子（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进行产业化落地。
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一次深夜的“破局”。光频梳芯片研发的中试线设在由北京市科委支持建设的光电芯片封装和测试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上，那里紧邻马路，白天车来车往，震动会影响光芯片的耦合对准，工程师调试了好久都通不过。
“后来他们直接改作息，夜里去做封装。”常林回忆，“有一天半夜两三点，工程师发消息说‘终于调通了’。那一刻很振奋，过去在实验台上用一堆辅助设备测的芯片，终于封装成了火柴盒大小，可以批量往外用了。”
这个细节折射出北京在成果转化服务上的巧思：那条芯片产业孵化平台上的设备，正好可以满足光芯片前期研发的需求，公司不需要自己掏钱买，省下大笔设备购置成本，让初创企业可以“轻资产”跑通产品定型。
目前，启明光子已完成两轮融资，北京市大基金也投了数千万元。据悉，目前公司的产品在总带宽上比国外对标公司高出一个数量级，下半年就将规模化量产。
“光芯片跟电芯片是一样的路径，最终，光芯片也会变成每个人都能用得上的东西。” 常林说。
被资本推着走，“高冷”的量子技术落地企业
在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杨仁福团队的成果转化则是另一种模式——“资本推着走”。
杨仁福团队做的是量子精密测量。他们研发的微型原子钟测量精度可以达到50万年到100万年不差一秒，该技术可用于5G通讯基站、无人驾驶、电力等领域。
杨仁福向记者介绍微型原子钟。新京报记者 耿子叶 摄在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原子系综测量实验室里，有一根小小的“原子天线”，这是一个约3厘米长的立方体玻璃壳，区别于传统金属天线只能测一个很窄的频率范围，它可以探测50MHz到40GHz的宽频电磁波。
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原子系综测量实验室。新京报记者 耿子叶摄2024年3月，在资本的推动下，杨仁福团队成立了北京科微量子公司。“在参观实验室的过程中，资本看到商机，他们觉得这项技术成熟度足够，且有应用场景，就要主动投资。”杨仁福说。
公司成立两年多，已发展到60多人，场地达到2000多平方米，并建立了相关产线。截至目前，融资完成两轮共6500万元，第三轮7000多万元即将收官。在成立第一年，公司就实现了盈亏平衡。
杨仁福认为，成果转化最大的难点是性价比和场景适配。“实验室可以用最好的器件，不计成本，但到了产品，必须降成本。实验室做的是木桶的长板，公司要补短板。”
“在基础研究落地转化的过程中，公司与电力等系统对接时存在一定的障碍，离不开政府相关部门的沟通对接。”杨仁福说，“这一点北京市做得很好，其中，市科委起到了‘搭桥人’的作用，帮企业对接电力、气象、铁路等大型央企，让初创小公司有机会在真实场景中得到验证应用。”
杨仁福说，做科学研究讲求的是“顶天立地”，“顶天”是科研要挑战极限、拓展人类认知边界，“立地”则追求成果“沿途下蛋”，既能服务国家需求，也能不打折扣地服务民生，达到真正落地转化。
从北生所的“科学豪赌”，到北大的“深夜封装”，再到量子院的“资本推动”，都在回答这个根本问题——北京究竟是如何让这些基础研究实现“顶天立地”的？这套机制里，在政策上，北京出台《北京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印发《北京市推进科技成果转化落地行动方案（2025—2027年）》，推行职务科技成果赋权、资产单列管理、“先使用后付费”等改革。在服务上，北京市累计支持技术转移机构100余家，以及各类概念验证平台、共性技术平台、标杆孵化器和中关村特色产业园，形成覆盖成果挖掘、评价验证、交易撮合、企业孵化、场景应用和产业承接的全链条服务生态。在资金上，北京市医药健康、新材料、新能源等投资基金，敢于在“最需要钱的时候”出手。在生态上，北京的高校院所、新型研发机构、央企、社会资本等形成密集网络，正如常林的一句感慨，“我们在海淀要找合作方，走路就能到，这样的创新生态让跨学科交叉的迭代效率变得非常高。”
立贝韦塔不是从天而降，而是一个“不怕失败”的决定，也是一次“不止于论文”的选择，加上一笔“不一定看得到回报”的投资，等来了2026年的第一张处方。常林的光芯片、杨仁福的原子钟也是如此。在北京，创新从来不是科学家一个人的孤勇，基础研究的落地转化，是一项制度、一笔资金、一个平台、一种生态的共同托举。
新京报记者 耿子叶
编辑 张磊 校对 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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