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原唱？有何法律意义？笔者尝试通过对相关行业实践和法律规定的分析，厘清观察有关争议问题的思路，以期对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有所裨益。
据了解，原唱一词的使用与唱片业的发展密不可分。以环球唱片网站提到的有关内容为例，行业所称的“原唱”可分为三种情形：第一种是演唱者即歌曲的表演者在首次录制发行的唱片中演唱自己创作的歌曲，例如《Billie Jean》（比利金）的原唱为迈克尔·杰克逊，这首歌也是他写的；第二种是演唱者为首次录制发行歌曲的原曲作者同时也是演唱者，这种情形常见于从外文翻译而来的歌曲，例如邓丽君演唱的《漫步人生路》，翻唱自日本歌手中岛美雪作曲的《习惯孤独》，中岛美雪也是原曲的原唱；第三种就是仅为首次录制发行的歌曲的演唱者但并非作者，如称邓丽君为《漫步人生路》的原唱就是这种情形。
上面三种情形其实存在共性，那就是所谓原唱即首次录制发行的歌曲的演唱者，是否同时为作者并非必要。
与原唱相对的是翻唱。从有关行业组织对翻唱的定义，也可以反推原唱的涵义。国际唱片业协会作为注册机构的国际标准录音制品编码手册中，将翻唱定义为：“‘翻唱’是指由不同艺术家重新录制的同一音乐作品。”美国最大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美国版权协会的网站，在介绍如何为翻唱歌曲的文章中提到，翻唱一首歌，也就是录制他人已经录制并发行的音乐的新版本。
综上所述，可见在行业实践中，原唱总是伴随着音乐作品的首次录制发行，这才是原唱的实质内涵。用原唱来称呼表演者，只是因为表演者可以作为标示首次录制和发行音乐作品版本的一个便捷的标签。
原唱一词并未在法律上直接规定，且其日常使用可能指涉不同的情形，因此需具体分析其背后隐藏的法律意义。结合上文原唱的三种情形分析，其中显性的参与主体有两个，即歌曲的作者和表演者，但实际上录制和发行的行为，还要涉及到录音制作者，在行业实践中多为唱片公司。
不同的著作权法律制度，对上述主体的保护方式有所不同。例如，在美国版权法中，音乐作品和录音作品是两类不同的作品，并分别予以保护，表演者的权益则主要通过与录音制作者的民事合同实现。中国台湾地区、香港特别行政区也大致采用类似的版权保护制度。我国著作权法则将音乐作品通过著作权保护，即赋予歌曲作者著作权，而将表演者和录音制作者的权利规定为与著作权相关的权利，也就是学界常说的邻接权。
不管是哪种保护模式，表演者、录音制作者和歌曲作者的权利都是相互独立的，表演者、录音制作者并不会因为其表演和录制而对音乐作品本身享有任何权利，而仅对其表演和录音制品享有权利。
原唱的法律意义还与录制的法定许可制度密切相关。美国、日本和我国都规定了类似的许可制度。其中，我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录音制作者使用他人已经合法录制为录音制品的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应当按照规定支付报酬；著作权人声明不许使用的不得使用。
由于录制的法定许可，对于已经录制和发行录音制品的音乐作品，录音制作者可以不经作者许可，直接依据法律规定的强制许可或法定许可而进行使用。这也是原唱在法律上的重要意义所在。
笔者认为，以音乐作品的首次录制和发行为准来认定原唱，应是较为符合行业实践，也具有明显法律意义的。仅就这一点而言，认定原唱不应有多少争议。但也有人认为，原唱之争类似“番位”之争，原唱的名头有着现实的利益诉求，也有人进而提出原唱的身份可进行约定。不过，鉴于首次录制和发行具有明确的法律意义，上述约定宜由表演者通过和与录音制作者的合同，约定其演唱的版本应当作为首次录制和发行的版本，而非试图直接通过合同条款约定其原唱身份。此外，也有人认为，规定一个时间段内的演唱均可视为原唱。这实际上涉及通过立法界定“首次”录制和发行的问题。
著作权法律制度之所以规定对作者、表演者和录音制作者的保护，是因为这些主体都在音乐作品的创作和传播过程中发挥了各自的积极作用，而之所以规定录制法定许可制度，也是为了促进优秀音乐作品的传播，这是我们讨论有关问题时不应忘记的。当然，著作权法对于录制法定许可的规定还有待进一步完善。首先，有关规定仅明确了“已经合法录制为录音制品”的前提条件，但未能明确发行这一条件。根据法律解释的方法，其应当同时包括发行的要求。因为从著作权法录制法定许可条款的变迁来看，立法是要对录制法定许可的条件进行更严格的限制，而不包括发行要求的话则不符合该立法目的，也与境外立法例的通行做法不一致。其次，有关条款还规定“著作权人声明不许使用的不得使用”，但对于如何认定著作权人声明不许使用，是否有具体程序要求，以及著作权人声明是否具有追溯力，是否可撤销等等问题，均未予以明确，影响了上述规定的可操作性，也会限制其作用的发挥。最后，报酬支付等配套细节问题也需要在制度上进一步明确。（王剑强）
（编辑：刘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