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云芳 唐贵菊 朱彤艳
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改革持续向纵深推进。作为引领高等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重要制度设计，“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以下简称“双高计划”）自2019年实施以来，首轮建设周期顺利收官，在办学能力提升、专业结构优化与产教融合机制创新等方面取得了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阶段性成果。首轮“双高计划”紧扣高水平学校和高水平专业群建设主线，经遴选确定197个建设单位，初步构建起以点带面、以优促强的高质量发展格局。
在此基础上，为贯彻落实《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及相关行动部署，国家于2025年底启动第二期“双高计划”，布局了60所“双高”建设学校与160个“双高”建设专业群。在理念层面，新一轮建设更加突出“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的核心导向，进一步筑牢职业教育服务国家战略、支撑产业发展和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功能基石。系统梳理首轮“双高计划”的实践成效，并深刻剖析“新双高”在价值取向和制度逻辑上的演进，有助于精准锚定职业教育在教育强国建设中的时代角色与发展方向。
首轮“双高计划”的主要成效：从夯实基础到树立标杆
总体来看，首轮“双高计划”以“高水平学校、高水平专业群”建设为抓手，推动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实现了从规模扩张向内涵提升的关键转型，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一是以内涵建设为主线，确立以能力提升为核心的办学取向。首轮“双高计划”重塑了高职院校的发展逻辑，推动高职院校办学导向由规模扩张转向以内涵建设和能力提升为核心。依托“高水平学校-高水平专业群”的建设路径，各院校在办学定位、治理体系和质量标准等方面实施系统性重构，内部质量保障、教学资源供给与实践教学条件建设水平整体提升。随着“建设任务-绩效评价-持续改进”的闭环机制逐步形成，教学改革从零散推进走向体系运行，助力一批院校在关键办学能力上实现了质的跃升。
二是以专业群对接产业链为枢纽，构建产教协同的运行机制。首轮“双高计划”推动专业建设从单一专业向以专业群为单元的整体治理转型，紧扣产业链关键环节和岗位能力需求，系统重组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实践平台和师资配置，实现教育供给与产业需求的结构性匹配。更具标志性的变化在于，产教融合的组织形态由传统的点对点合作，逐步发展为产业学院、产教联合体和行业共同体等相对稳定的制度化载体，推动校企关系由“有合作”向“能协同”跨越。在这一过程中，职业院校的功能定位也从单纯“输送毕业生”转向深度参与产业升级，服务区域发展和实体经济的效能持续增强。
三是以育人模式创新与开放办学为牵引，推动人才培养体系整体重构。聚焦“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首轮“双高计划”推动育人模式从课堂内部改革走向培养全过程重构。在目标层面，其突出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综合素养与职业能力的双重要求；在过程层面，强化真实任务驱动与实践贯通，推动校企协同育人走向常态化；在评价层面，通过课程与教学评价、学业质量监测和企业参与评价等方式，构建持续改进的教学反馈回路。与此同时，开放办学逐步由交流合作转向资源与能力输出，职业教育的外向服务能力与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
总体而言，首轮“双高计划”不仅“做强了一批学校”，更凝练出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职教改革经验。然而，其建设重心仍聚焦于学校内部能力培育层面，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系统性支撑功能仍有进一步拓展空间。
“新双高”的制度进阶：职业教育发展逻辑的3个转向
与首轮“双高计划”相比，第二期“双高计划”的变化并非简单体现为建设规模扩大或任务清单调整，而是反映出国家对职业教育功能定位和发展路径的系统性重塑。从制度逻辑角度看，“新双高”是在总结首轮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对职业教育如何更好服务教育强国建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的整体升级。
一是从“建设水平”导向转向“关键能力”导向。首轮“双高计划”侧重解决高职院校办学条件和发展基础失衡的阶段性矛盾，核心关切在于“能否建好”。进入第二期，“新双高”将关注点从外部资源投入转向内生动力，更加关注学校是否具备稳定、可持续发挥作用的关键办学能力，特别是高技能人才精准培养和支撑产业发展的战略匹配度。评价重心由资源配置和条件改善，转向对办学能力成熟度和产教融合质量的综合考查，强调职业院校能否在长期运行中形成有效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能力体系。
二是从“院校发展逻辑”转向“类型功能逻辑”。在“新双高”框架下，高职教育被重新锚定于现代高等教育分类体系中，其核心功能被明确为培养高技能人才、支撑新型工业化和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类型力量。“双高计划”由此成为推动高等教育类型结构优化的重要抓手，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在类型层面的平等发展、职普融通和多样化成才路径提供制度支撑。
三是从“内涵建设工程”转向“服务发展工程”。首轮“双高计划”以提升学校自身办学质量为主要目标，其改革成效更多体现在教育体系内部。相较之下，第二期“双高计划”更明确地将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供给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为价值指向，愈发强调职业教育在服务国家战略、支撑区域发展和对接重点产业中的功能定位。引导职业院校由“向内建设”转向“向外服务”，推动职业教育深度嵌入产业体系和区域发展进程。
面向未来：“新双高”高质量推进的建设维度
在首轮“双高计划”夯实办学基础、第二期“双高计划”完成发展逻辑转向之后，进一步提升建设成效，关键在于将政策导向转化为能够应对不确定性的稳定供给能力。面向产业技术加速迭代与岗位形态持续分化的现实情境，“新双高”的纵深推进尤需在如下维度实现更具结构性的突破。
一是关键办学能力的“结构化”塑造。第二期“双高计划”强调办学能力高水平，其内涵并不等同于某一单项指标或局部条件的领先，更关键的是学校是否形成了一套能够长期稳定发挥作用的能力结构。与传统要素叠加式建设不同，这种能力结构更强调不同能力之间的内在关联与协同运行。例如，专业动态调整能否与产业变化形成联动机制，课程内容能否随技术迭代持续更新，实践教学能否与技术服务构建协同机制，师资队伍是否具备持续迭代的能力基础，以及这些能力是否嵌入相对稳定的治理与保障体系之中。相应地，对建设成效的评价，也不宜停留在建设期内“完成了什么任务”，而应着眼于学校能否在常态运行中持续输出高质量的人才培养成效与社会服务贡献。
二是产教融合协同机制的“制度化”构建。产教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并不在于合作项目数量的多少，而在于校企之间是否形成稳定、可预期、可持续的协同耦合机制，推动企业在专业设置、课程开发、实践教学和评价反馈等关键环节承担实质责任。第二期“双高”建设中，校企协同不应仅作为改善办学条件的“辅助工具”，还需要转化为具有约束力和持续性的制度安排。一方面，通过厘清权责边界、完善利益联结与风险共担机制，增强企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的内生动力；另一方面，通过标准共建、工艺改进、技术服务和员工培训等长期合作场景，增强校企合作的现实黏性与组织化程度，进而增强协同运行的稳定性。只有当协同机制能够在常态化运行中持续发挥作用，产教融合才能真正实现人才供给结构优化和产业支撑能力提升。
三是建设成果的“长效化”沉淀。“双高计划”虽具有项目属性，但第二期建设的更高要求，在于能否将项目化推进转化为制度化能力积累，避免出现“周期结束、成效回落”的问题。这要求“双高”建设必须摆脱孤立运行的模式，与学校治理体系、资源配置机制和质量保障体系深度耦合，在绩效评价、质量监测和持续改进方面形成可持续、可复制的常态运行机制。在地方层面，也有必要通过更加清晰的协同治理方式，将学校建设与区域产业布局、人才战略和公共服务体系有机联动，推动“双高”建设从一次性工程转化为支撑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长期制度工具。
总体来看，“双高计划”已从首轮以内涵建设为重点的探索阶段，进入以能力塑造和功能发挥为导向的深化阶段。第二期“双高计划”的实施，其本质并非简单的政策延续或标准加码，而是国家在教育强国建设宏大背景下，对职业教育发展方式和制度形态的系统性改造。“新双高”的核心价值，不仅在于培育一批办学水平较高的职业院校，更在于以项目牵引推动制度供给与治理机制创新，进而形成一套能够稳定运行、持续改进、有效支撑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制度机制。唯有当“双高”建设真正沉淀为职业教育体系的内生能力，并在赋能产业升级、深耕区域发展和响应国家战略中持续发挥作用，其改革成效才能经得起时间检验，在教育强国建设进程中彰显出应有的战略支撑价值。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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