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朱光荣:母爱如灯


母亲姓黄,1940年出生在广州。那时候,国家正处在战乱之中,山河破碎,战火纷飞。她还在襁褓里,就被亲生父母送走——也许是实在养不活,也许是战乱太残酷。幸运的是,后来她被佛冈迳头的一户好人家收养,那就是我的奶奶。她从此改姓朱,像一株漂泊的小苗,终于扎下了根,在风雨里慢慢长大。

母亲天生一副好体格,结实又有力气。少年时在佛冈县城读书,她跑百米快得像阵风,常拿冠军;跳远轻盈得像燕子;打篮球时,她投出的球弧线漂亮,又准又稳。那些年,她在运动场上练就的不只是速度和力量,更是一种不怕苦、不服输的性子。后来,正是这副身子骨,撑起了我们整个家。

她读书不多,却把做人的道理融进了日常的一言一行里。她常说:“做人要像运动员,该拼的时候拼尽全力,平时也要守规矩。”这话不是教训,是她自己一步步走出来的经验。她从不逼我们考第一名,却最看重品行:我们贪玩,她轻声劝;我们吵架,她耐心促和;我们得意忘形,她就轻轻拍打一句。日子再难,她也会愿意帮助比我们更难的邻里。她用瘦弱的肩膀告诉我们:善良,比聪明更需要勇气,也比聪明走得更远。

我小时候比较调皮,像块带棱角的石头。有一次在院子里和孩子们玩,我随手捡起一块石头扔出去,正好砸中四哥的头,血一下子流了出来,像一朵红花绽放在发间。我吓坏了,转身就跑,躲在大院外的黑暗角落里不敢归家,像个被抛弃的野孩子。夜深了,灯也暗了,母亲一路找来。她一句话没说,只是轻轻牵起我的手。那只手并不宽大,却像锚一样,把我这艘快要翻掉的小船稳稳拉住。我紧紧攥着她的手指,不敢抬头——不是怕挨骂,是怕看见她眼里的失望,更怕看见那失望底下藏着的泪水。回家的路不长,她走得很慢。那沉默的牵手,是一句无声的承诺:无论你走多远,闯了多大的祸,回来,家门永远为你开着。

说来也巧,我的老师卢延光曾画过一套《龙女牧羊》连环画。母亲属龙,父亲属羊,竟像画里走出来的故事,成了我们家的真实写照。父母一辈子相敬如宾,很少大声说话,为我们撑起一个温暖安稳的家。母亲的教诲,就像屋檐下细细的雨,不知不觉间,把我们做人的分寸和规矩,一点一滴地浇灌透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父亲被下放到江西赣州。母亲已经生了两个孩子,身边还带着父亲前妻留下的两个孩子。四个孩子压在她肩上,像四座山。1965年春天,她怀上了我,本来并不打算要。她去广州中医学院开了打胎药,连吃了一个星期,可我在她肚子里一点动静都没有。医生也奇怪:“这孩子看来是非要来这世上走一遭的,快换补药保胎吧。”母亲没办法,只好把我留下。也许是因为这番折腾,我比预产期晚了半个月才出生,从小体弱,资质也一般。她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从此对我这个小儿子,便多了一分怜爱。多年后,她不顾父亲反对,把这段往事告诉了我——不是为了诉苦,而是一个母亲对幼子最诚挚的交代和信任。

正是那次“被留下”,成了我不甘平庸的根。四十年前,我不愿在省委党校当临时工,像浮萍一样漂完一生,心里有个声音在喊:该找一件让灵魂燃烧的事。对我来说,艺术就是那团火。感谢母亲,当年终于决定把我带到这世上,让我得以奔向那束光。

母亲今年八十六岁了。我真心盼着她这副硬朗的身子骨,能迈过九十,走向百岁。而我也从她的言传身教中,牢牢记住了一句最朴素的话——善良,才是我们可以守护一生的明灯。

(詹今朝对本版内容亦有贡献)

■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实习生 梁德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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