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景人物的“消失” 反映山水画现代性探索


■资深媒体人 梁志钦

日前在广东美术馆展出的崔振宽作品,其中一个细节引起了不少人关注,“为何他的山水里没有点景人物?”所谓一言惊醒梦中人,笔者猛然回响,目前活跃于画坛的山水画大家作品,似乎均有同类情况,比如贾又福、卢禹舜等作品,也甚少见到点景人物。这是为何?

在传统山水画里,点景人物从来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王维在《山水论》中提出“丈山、尺树、寸马、分人”的比例法则,彻底改变了早期“人大于山”的稚拙格局,这一“分人”虽身形微小,却为观者在磅礴山水之中建立了视觉锚点,成为观者“入画”的关隘,观者通过这微小的人物,得以丈量山水之阔、体悟意境之深,实现从“观画”到“融境”的审美飞跃。

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明确提出:“君子之所以爱夫山水者,其旨安在?丘园养素,所常处也;泉石啸傲,所常乐也;渔樵隐逸,所常适也。”这里的“渔樵隐逸”正是点景人物的典型身份。郭熙进一步论述画山水的目的在于“不下堂筵,坐穷泉壑”,使“快人意”而“获我心”。点景人物作为画家的化身与观者的向导,将文人士大夫的林泉之志具象化。从隋唐山水初兴时的人物为主,到五代两宋人物退为陪衬,再到元明清愈发简淡,点景人物几乎成为一代代画家的精神投射。

然而,在当代山水画中,点景人物为何成了“消失的他”?

窃以为,点景人物在当代的逐渐消失,一方面在于社会生活方式的剧变与人文精神的转型。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让人们远离了山林泉石,钢筋水泥的丛林取代了自然山水,奔波于生计的现代人事事匆匆,昔日文人的林泉之志逐渐被现代生活追求所取代,与自然相融的心境也随之消散。这种生活方式的转变,直接影响了山水画的创作逻辑,画家不再有“不下堂筵,坐穷泉壑”的体验,点景人物所承载的隐逸情怀与精神寄托便失去了现实根基。

与此同时,山水画的创作视角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画家从“融入山林”转向“观测自然”,从以点景人物为引线诠释人生理想,转向对山水画本体的深度探索。传统山水画中,点景人物是核心线索,画家通过人物的活动与情态,传递自身的自然观与人生观;而现代山水画中,画家更注重山水本身的笔墨、构图与意境,追求对自然本质的呈现,不再需要点景人物作为情感与思想的“代言人”。

这一转变在崔振宽、卢禹舜、贾又福等当代山水画大家的作品中得到了鲜明体现,他们的作品少有点景人物的身影,恰是山水现代性转向的生动实践。崔振宽深耕焦墨山水,摒弃点景人物的点缀,将目光聚焦于西北山川的精神性表达,将西北山水打造成精神图腾,其追求的是笔墨本体的独立价值与山川内在的苍茫气韵。卢禹舜的作品,尤其是《静观八荒》系列,以日月烟云、亘古山峦等意象营造超时空的永恒感,画面中极少出现点景人物,他追求的是一种神秘的精神实体与阔大的时空意境,让山水本身成为精神表达的主体。贾又福则以“以石观化”为核心思想,将太行山石提炼为“灵魂的化石”,其不少巨作同样没有点景人物,他将山石解构为几何化心象,借山水载体传达宇宙精神与生命哲思,追求的是山水背后的精神性与哲理性,点景人物的缺席,正是他专注于山水题材本体的必然结果。

传统山水画中,点景人物是核心线索,画家通过人物的活动与情态,传递自身的自然观与人生观;而现代山水画中,崔振宽、卢禹舜、贾又福等大家,更注重山水本身的笔墨、构图与意境,追求对艺术语言的创新与自然本质的探索呈现,不再需要点景人物作为情感与思想的“代言人”。这种转变,正是山水画现代性的某种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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